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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我们可以把许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名誉披戴在这位世纪老人的身上，“人民的学者”、“中国民俗学之父”、“一代宗师”、“世界上最老的在职教授”、“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等等。钟先生一生，刚好贯穿了二十世纪，最为难得的是，他能始终与时代的先进学术文化保持同步发展，一生辛勤耕耘，从未间断。他的学艺脚步，可以看作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进程的一个绝佳缩影。 但是，由于他的学术足迹广，时间、空间的跨度大，散漫分载各处，而且各大出版机构都愿意各取所需地从大量钟著中选刊部分论述，他的许多文章都曾不止十遍地被选入各种论文选本，相互之间可能还有出入，而有些重要的文章却又很难找到足本，这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反复拥有部分文章和无从搜集另一部分文章是许多研究者都曾有过的尴尬。 这种现象，在名人著述的发行现状中恐怕还不是个别。 最近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钟敬文文集》，比较完整地辑录了钟敬文先生生平的学术论著和文艺创作，分为《民俗学卷》、《民间文艺学卷》、《诗学及文艺论卷》、《散文随笔卷》、《新旧体诗歌卷》，共计300余万字。这个数字显然不是钟先生论著的全部，但从各卷收录的著目上看，钟先生各个历史时期比较重要且有代表性的论文、讲话、散论、随笔、诗词，以及较具史料价值的通信、序跋等，都已搜罗其中，富于条理地进行了分门别类，可说是目前最全面、最具权威的钟敬文学术思想的研究资料了。 学术文献，善本难求，而《文集》在这一点上尤可称道。钟先生早年的文章，常有卖弄文采之作，好用生僻词汇，我曾专门挑着这样的文章来对照《文集》，意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结果徒劳，因而不能不赞叹出版者的忠实和精当。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未经外部叙事插足的，具备忠实性、富于代表性的文本，看到一个更为实在的、充满浪漫情感的、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和体验的普通知识分子。 严谨的学者 钟先生总是强调“学问要谨严，要肯查资料。做科学研究，首先要讲准确。”这种严谨的态度，常常体现在他的教育方式上，杨利慧博士说：“先生曾经教育我，对待学问要‘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在治学的方法上，我竭力遵循先生教诲的‘一切从材料出发，用材料来说话’的实证方法，虽然后来也逐渐接受了一些其他的理论和方法，但实证的精神始终不敢丢弃；在文章的风格上，努力做到严谨、平实、清楚，不说过分的话。” 我们看钟先生的文章，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说过分的话”，以他在学界的身份和地位，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在学术研究上，他认为：“我的专业，使我比较熟悉底层的民间文化。因此，我只能就这方面多着眼。”之所以曾经涉足诗学与文艺理论，写出《略论格言式的文体》、《风格论备忘》、《诗心》等颇具匠心的文论，也是因为在中山大学时期，“我每年重复讲授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功课，这使我对于文学理论、诗学等的原理、问题，有机会作比较深入的思考。” 因为声名的关系，钟先生常被要求在各种场合发言，但他总是“只说自己知道的”，《文集》中收入了许多发言稿和序跋类文章，有些甚至是几十年前的即兴作品，今天在我们看来，依然觉得中肯而精到，而且相信文章还能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朽的魅力。原因很简单：实事求是地说自己知道的话。即使是那篇被认为与事实有许多出入的《惠阳畲仔山畲民的调查》，也因为作者附志中的这样一段话而让我们看到了当地汉人眼中的畲民存在：“从我们家里到畲仔山，只有一百多里路，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过。这篇小文，大部分的材料，是一个姓黄的朋友供给我的……”实实在在的几句话，从而使历史的“不实”成为了叙述的“实在”。像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总能让读者透过作者的叙述，牵扯住真理的一挂衣角。 钟先生是个始终睁着眼睛认认真真说话、写文章的人，对于自己不能理解的政治运动，从不瞎唱过颂歌，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我们没有以政治代替或压倒科学，我们重视专业知识的传习。”学术如此，做人也如此，在顾颉刚先生难捱的那段日子里，钟先生始终没说过顾先生一句不好，他说：“我知道他冤枉，历史有它的真面目，我始终对顾先生保持一种敬重。” 当然，在我们赞赏钟先生的严谨和实在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他的理论建树的相对薄弱。当一个学者的思虑过于周全的时候，当他总是希望能够表达真理的时候，也许他就失去了许多独树一帜的机会。如果我们把《文集》中的每一篇论文都平移到它的发生年代，我们会发现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都代表着当时的同类学术成果的最高水平，遗憾的是，它总表现为同期的代表，而不是表现为理论和方法的前瞻。正因如此，钟先生自己也在《纪念两位文化老人》中不无遗憾地说：“现在我九十岁了，也还不时执笔写作这方面的论文。但是，平心说，在文章本身成熟的程度上，我还比不上顾先生在二十年代中期所作的那篇《孟姜女故事研究》。” 不屈不挠的探索者 钟敬文在1979年曾作《书感》自评为“辛勤学圃一工蜂，卅载时评有异同。”对自己有着极清醒的定位。刘魁立则评价钟先生是“一个手执勤奋之灯走在追求真知之路上的先行者”。如果我们能结合钟先生的学艺历程来细读《文集》，可能会从钟先生身上学到更多的“诗外”功夫。 1927年以前，钟先生还只是个文学青年，他的短论、随笔等，谈论的范围主要是歌谣、故事，他在民间文化各领域的活动，基本都是追随潮流和模仿写作，他自己也说：“那时我不仅缺少应有的工作经验，就连比较基本的专业知识也不怎么具备。所凭借的，只是一股少年向往和肯干的热情、蛮劲。”今天看来，这一时期的文章大多质量不高，如果我们把钟先生的每一阶段的成绩都当作“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奉为经典来阅读，那显然是不恰当的。 1927年参与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之后，他才开始进入主流学术圈，并着力探索关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专门的理论和方法，在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方面展开了介绍和运用。 杭州以后，他系统地接受了人类学派的理论，他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地方传说》、《金华斗牛风俗》等一批有代表性的文章，用力勤劬，思索精细，可以看作是英国人类学派的中国试验。1934至1936年在日本，他又接受了“文化传播论”和从多种角度研究神话的方法。后来他感到这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各有自己的缺欠，又努力吸取法国社会学派关于宗教和艺术的主张。随着理论的拓展，他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扩大，逐渐逸出了单纯的民间文学的范畴。在长时间的探索中，他逐渐感到仅仅沿袭、运用国外某些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远远不能适应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要求，他认为有建设具有中国独立学术品格的“民间文艺学”的必要，遂又写成《民间文艺学的建设》。1949年以后，钟先生开始学习苏联的民间文学教学模式，努力适应新的变化，劢力坚守在民间文化研究阵地上。1980年代以后，他重创中国民俗学会，并在晚年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设想。 钟敬文的学术探索历程，其实就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钟先生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从不因权威而自大，他在学术问题上极富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在任何一个学术阶段，都在不断反思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总结经验和教训，这使他能够长期地站立在学术前沿来看问题、做文章，而且，他善于把这种反思过程写成文章，用来劝勉学生。因此，追溯钟先生不同时代的论学文献，总能让我们这些后学感受到智者光芒的烛照。 浪漫的诗文家 钟敬文是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诗人，他说，“由于心脏的搏动而咏唱出来的真理，是诗。”又说“诗人必须具有儿童的直观和哲人的透视。” 他一生热爱文学，诗文不断。诗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说，“在我个人的心灵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她简直是我精神生活的一切。”他自言诗歌“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论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我们试作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对诗的热爱，没有幻想的浪漫情怀，整日价爬梳在书堆中，粗茶淡饭，终老于70余平方斗室的钟敬文，还能对生活有着如此执着的爱恋，还能“耕耘到百岁”吗？ 他的散文则是一种平实的美文，诗与文，在钟敬文来说，主要在于对情感控制的差别，“散文中浸透情绪的地方就成为诗。”山水草木是他早期散文的至爱，其次就是“写人物、评世相、谈文艺，以及直接抒写当时个人情怀的篇章。”时人评论钟文“冲淡平静，是个温雅学人之言，颇与周岂明作风近似。”年过四十以后，随着阅历加深，行文愈加自如，文风也变得醇香深厚。钟文不以知识性见长，但处处透着浪漫情怀，读之如沐春风，洋溢着沁人心肺的人性之美。 如果说诗文抒发的都还只是个人的感情，随着时代的远去，诗文赖以寄托的情感也多日渐发黄的话，他那些隽永的格言，闪耀着思想光芒的诗学和文论，可能会伴随我们走得更远，正如钟先生诗云：“艺文重欣赏，其次乃评论。倘得两兼之，品格自高峻。”钟先生的诗论亦如诗作，常以格言体来写作，含英咀华，韵味无穷。 诗人的浪漫还表现在浓郁的爱国情感上。钟先生说，古代希腊人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这是诗人职能最好的象征。对陆游的喜爱与赞颂是他诗论与诗作中的一大特点，这与钟先生集中写作诗论时正值抗日战争不无关系。 钟先生生前最后的这首诗篇可说是他一生的最好的写照：“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钟敬文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本文原刊于《光明日报》2003年5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