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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1994年夏博士毕业后，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导师依然是钟先生。我那时常为家事烦心，闷闷不乐。先生探知我的情况后，常劝我要宽心，还写诗安慰我说：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在尔两难诚所苦 然谁一世免挑愁 先生门下的青年学生大约都知道先生的一个特殊要求：学习要集中精力，最好不要谈朋友，以免牵扯精力。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听去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我和后来成为我爱人的安德明博士都是先生的弟子，不敢违抗师训。我们很老实，直到我博士毕业后才正式谈恋爱。记得我毕业后的一天，我陪先生散步，看先生高兴，就忐忑不安、支支吾吾地对先生坦白道：“我有朋友了。”先生似乎并不觉得太突然，自然地问：“是谁呀？”我说：“您猜，您认识的。”先生马上说：“是不是小安？”我大为诧异先生如何能一语中的。先生有些得意地说：“我早想过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后来一天我去先生家里，先生顺手递给我一个信封，说：“这里有篇文章，你拿回去看看。”我一看，是一篇题为《怎样使爱情地久天长》的文章。我非常感动。1995年末我们结婚的时候，先生还做了我们的主婚人。婚礼上他讲了很长的话，语重心长地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家庭生活艺术的道理，例如夫妻双方要着眼于大方面的一致，不要计较些微琐事；要彼此宽容，才能有稳定和睦的家庭生活。这番来自生活的经验之谈后来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在师大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住房却换了几回。第一次从学生宿舍搬到博士后公寓（当时叫“鸳鸯楼”）时，先生已经是91岁的高龄了，还亲自爬上三楼来给我“贺新居”。说来好笑：先生要德明陪他一起去，还特意准备了茶叶，要德明拿着，并让德明说是自己的贺礼，他的意思是要德明在我和母亲面前表现表现。结果德明来后主动坦白道：“这是先生要我拿来的。”先生又好笑又好气地说：“哎呀，你这个人太老实了。”后来德明博士毕业，我们从师大校园搬到校外的静淑苑，先生还为我们做了一副对联： 民俗学方兴 进业欣看双博士 京华居不易 栖身幸得两间房 2000年夏天，我们夫妇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要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民俗学系访学进修一年。当时先生已经98岁了，正在西山八大处的工人疗养院疗养。先生早和我们打过招呼，要为我们和也将去美国访学的博士生巴莫曲布嫫饯行。先生和我开玩笑说：“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们回来。”这话让我们感到分外沉重。记得那一天非常炎热，先生在八大处的药膳房订了一桌酒席。菜肴许多是我从没吃过的：鹿排、牛髓汤、裹着黑蚂蚁的炸蟹排……。告辞的时候，我不敢转身去看那在女儿和助手的搀扶下缓缓前行的老人的身影，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眶。 2001年夏，我们正收拾行装准备回国，突然得到先生重病住院的消息，心急如焚，生怕不能够见先生最后一面。8月底，我们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看望先生。先生的状况让我们大感欣慰：他精神很好，思维一如既往地敏捷，记忆一如既往地清晰。先生询问我们留学的感受和收获，并嘱我抽空为他编辑文集《婪尾集》。我们乐观地以为：先生多次生病住院，但每一次都能逃离危险，恢复健康，这一次也一定能化险为夷的。不想这一次，先生的病越来越重。今年1月9日，我们又一次去友谊医院看望先生，德明还带着他刚刚完成的《钟敬文传》。先生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看见我们，他很高兴。问德明：“哦，书写好了？有多少字？你辛苦了，谢谢你。”他看见我，解释说：“现在大的局面还好，比较稳定，小的问题还不少”。我知道他在说他的病，于是安慰他说：“大的局面好就行了，小的问题咱们一个个治。”先生又让我们把刚刚出版的《婪尾集》的样书拿给他看，说这本书“大体还象样”，问我出版社的同志反应如何。我答“他们很高兴”。先生要我代他谢谢责编同志。 他的女儿小宜老师告诉我们：《婪尾集》的样书昨天刚送来，先生看过，马上就要叫人送给启功先生去鉴赏——他说启先生一定最明白他取名“婪尾集”的意思，这第一本书，应该送给他。我再一次为两位老学者的相知之谊而感动。 我坐在床边，握住先生的手。他的手有些发凉，而且有些浮肿，和他平时温软的手大不一样。 中午，我们把带去的鸡汤喂给他喝，他只喝了几口就不喝了。我们带去的饺子，他一个也没动。 后来巴莫来了。我们眷恋地守在床边不忍离去，看着先生痛苦地睡着了。 直到下午3点多，我们夫妇才离开医院，当时护士正给先生吸痰。我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叮嘱先生的助手康丽：如果发生什么事，马上给我们打电话。 半夜2点多，电话突然响了。康丽告诉我们：先生于10日凌晨0时1分去世了。 我们睁着眼睛，再也无法入睡。德明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我的脑海里时而一片空白，时而回想起与先生交往的许多往事，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 先生去世后，曾经有位记者问我：钟先生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自己当时哽哽咽咽地回答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安静下来之后，我常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有幸在20岁出头、事业和人生刚刚开始、思想和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型的时候，遇到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从此得先生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我的学问和人生观都打上了深深的“钟氏烙印”。在治学的领域上，我最初是接受了先生的建议、并在先生的大力扶持下，开始研究女娲神话的，由此走上了神话学的教学和研究之路；在治学的方法上，我竭力遵循先生教诲的“一切从材料出发，用材料来说话”的实证方法，虽然后来也逐渐接受了一些其他的理论和方法，但实证的精神始终不敢丢弃；在文章的风格上，努力做到严谨、平实、清楚，不说过分的话。在做人方面，先生多年来勉励学生们要“正直、勤奋、淡泊”的话，已成为我的座右铭；先生那种“生命不息，奋进不止”的人格精神，已成为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巨大力量；先生对待事业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劲头，也将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榜样……虽然先生的勤奋、敏锐、坚忍、执著，以及胸怀祖国和民族事业的博大胸襟，都常常令我自愧弗如，不能望其项背，不过，有先生的伟大榜样在前，学生又怎敢妄自菲薄，偷懒不前？！自当奋力鼓棹前进，如先生所训导的那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先生一生都在为了所钟爱的事业不知疲倦地工作，如今，他回到了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大概可以好好休息了吧？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原载：《大公报》2003年1月23日摘要刊登；《群言》2003年第3期全文刊登；《中国教师》创刊号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