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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性与交融性。所谓民族性，指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那部分特有的属性。不同民族在其实际生活中所依据的道德评价标准和价值尺度总是有所不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同时，民族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同其他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联系和交往。中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必然使各民族的伦理道德相互渗透与交融，而且民族发展程度越高，民族间的壁垒就越容易受到冲击，甚至被打破，民族间的交融与渗透也更加明显。 第三，权威性与宗教性。由于历史、社会的原因，同时还有自然环境、居住条件等因素，中国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道德水平相应落后，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本民族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行为道德戒律，看成纯粹是外界赋予的确定不移的法则，道德上的“他律”意识强于道德上的“自律”意识。风俗习惯、民族禁忌和民族首领的威信，就是“天意”、“圣旨”丝毫不得违背，只能盲目地服从，尤其是在我国边远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和突出。 从理论层面上看，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研究、批判地继承与弘扬各民族的道德文化，对充实、丰富人类伦理思想宝库，拓宽民族学和伦理学的研究领域，意义不可低估。同时用科学的发展理念来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融，使不同的人类文明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从实践的层面即现实意义上看，对各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进行发掘、整理和批判、继承，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思想文化交流，密切民族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民族道德素质，建设人类的精神文明，促进人与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一，传统文化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文化内容和信仰形式体现着当地民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虽然有些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和迷信成分，缺乏科学的认识，但是其崇尚自然，与动物同源同生，相互依存的朴素的辩证思想，却符合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是对生命统一性与持续性的一种明智而深刻的无意识见解。人们只有敬爱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得以生存。人与自然相依为命，共存共荣，是生态文化的核心。如倡导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要合理，消费要适度，不能滥用，不能浪费。 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生态意义与合理性，可为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划、政策和措施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中国各少数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理性的思考和哲学的反思加以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内容。生态伦理指人们利用环境和消费资源时所应有的伦理界限，其指向主要是主客体间的关系。就各民族本身而言，在其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活动中始终洋溢着浓厚的生态伦理文化氛围，发掘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古人云：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人类之所以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度的贪欲，不知满足地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的肤浅目标。人们在捍卫畸形的个人利益时，忘记了与自然的和平共处，放弃了与他人和社会的协同合作，这就必然导致私利泛滥、物欲横流、生态破坏、社会混乱的局面。在各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中，节制贪欲是一种美德，而放纵贪欲则是一种恶行。同时，竞争的淡化意识又促使人们形成一种互助、互让、协商、合作的道德风尚。在原始的生态文化中，人们自觉净化自己的心灵，用理性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注重精神修养的价值观，这对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人际关系的融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为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供哲学基础。后现代人类的生存危机提示我们，真正的生产力内涵不仅体现在人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上，更重要的是要和自然相互和谐、协调发展。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开始步入了生态时代。绿色和谐［6］ 理念以生生、协变、臻善为基本观点，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因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哲学基础。各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在于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族关系协调机制与政策要素研究》（批准号：05MZ013）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池田大作．二十一世纪与东亚文明［J］．中国社会科学，1995，（01）． ［2］ ［美］博克著．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M］．余兴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 ［4］ 文王视民如伤论［A］／／（清）奕訢．乐道堂文钞（卷2）［M］． ［5］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读［M］．三联书店，1978． ［6］ 黄志斌．绿色和谐·管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2期第34～3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