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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特点 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最鲜明的特色是民族性与宗教性的结合、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结合、民族性与心理倾向性的结合。这三个特色决定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在内容方面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习俗底蕴。 1．民族性与宗教性心态的结合。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性不仅表现在人种、性格、外貌、穿着打扮等外在的可以辨认的方面，而且表现在心理、精神、气质等内在方面，特别是表现在由历史和文化的积累和传承所形成的独特的认知模式方面。这个认知模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紧密结合，以宗教为触角认识和感受客观世界，回答和解读客观世界提出的问题。西北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的民族，西北的回、维、哈萨克、东乡、保安、撒拉、塔吉克、塔塔儿、乌兹别克、柯尔克孜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西北的藏、蒙、土、裕固、锡伯等5个民族信仰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强调“认主归真”，“真”在伊斯兰教里是至高无上的善，这个善不仅体现在对真主的信仰上必须坚定不移，纯洁无瑕，而且要把真主诸多的完美品德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对于真主的诸多美德，《古兰经》有很多表述，主要是强调真、善、美的结合，其基本点是以坚强的意志履行对真主的责任，以广博的知识认识真主的全能，以优良的品性与主合一。藏传佛教强调佛、法、僧为三宝，要求在个人的内心世界里建立佛国净土，返回到自性清静。在藏传佛教里，无我、无常是善的最高境界，自性善、相应善、等起善、胜义善是善的四个范畴，十一个心所（心的归宿）是善的具体的、可以感知的表现。八正道则是达到善的境界的八条道路。民族性与宗教性相结合的社会心态的第一个表现是日常交往的真诚性。在对真主的崇敬、对佛法僧三宝的崇敬之下，西北少数民族形成了高尚的真善美相结合的精神境界，他们在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同民族的同胞交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民族共同体外部与他民族交往，表里如一，胸怀坦荡，一诺千金，以诚相待，在民族共同体自己的家族里，则敬老爱幼，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默默奉献。民族性与宗教性相结合的社会心态的第二个表现是谦恭。《古兰经》要求穆斯林对真主必须谦恭，藏传佛教要求教徒对佛法僧三宝必须谦恭。经过长期的实践，在历史和文化的积累与传承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把这个宗教的谦恭转化到日常交往中，他们不仅对真主，对佛法僧三宝毕恭毕敬，而且对本民族共同体和外民族共同体的长者、尊者、客人也时时处处表现出谦恭的态度。 2．民族性与地域性心态的结合。地域就是民族共同体生存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地域的产物，地域对民族的作用充分表现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中。斯宾塞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单独耸立的一棵树长得粗壮，而在树群中的一棵树就长得细弱；可以肯定地说，铁匠的臂膀长得很长，劳动者的手皮肤粗糙……可以肯定地说，被人漠视的良心会变得迟钝，而被人遵从的良心会变得活跃，可以肯定地说，诸如习惯、风俗、惯例这类名词都具有意义——同样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的各种技能必然会被训练成完全适合于社会状态；可以肯定地说，邪恶和不道德必然要消失，人必然要变得完美无缺。”［4］28斯宾塞关于进化过程中的物种变异的原理，也适合对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分析。西北少数民族生活在幅员辽阔、山脉纵横、气候寒冷、多旱缺水的西北黄土高原，其社会心态与地域特点相适应，表现为待人接物的纯朴性。西北少数民族的纯朴就像裸露的、无遮无拦的青藏高原，令人一览无余。他们不善言辞，没有花言巧语，对本民族共同体的同胞以行为证实自己的品行，说得少，做得多，对家庭以默默奉献证实自己的感情，对长辈以孝道证实自己的爱心，对外民族共同体以自己的诚实证实着内心的光明磊落。笔者曾经到地处祖国边疆的最西侧、平均海拔在4000米、素有中国冰川之称的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自治县，访问了一个塔吉克家庭，女主人36岁，男主人近60岁，女主人毫不掩饰地告诉笔者她对自己的丈夫爱得很深，为了让长年累月在荒山野岭放牧而孤独寂寞的丈夫看到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能够开怀笑一笑，女主人甚至派自己的孩子去叫远在80公里之外牧马的丈夫赶回来见我们。按照塔吉克人的习俗，男女一旦结婚，就不能离异，丈夫必须疼爱妻子。所以，女主人不后悔嫁给大她20多岁的对她百依百顺的忠厚老实的丈夫。笔者也能够感觉到女主人生活得很幸福。纯朴的女主人还把远从几百公里外买来的、本地不出产的、一家人舍不得吃的几棵小白菜炒给我们吃，令人肃然起敬。 3．民族性与心理倾向性的结合。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了民族的四个特征，其中之一即表现于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共同的心理素质是历史、文化与环境长期作用和积淀的结果，也是长期社会交往的产物。心理素质是静态的，必须以心理的倾向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才能被感知。心理的倾向性是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意志、愿望与思想的混合物，其复杂性不是单一的心理素质元素能够解释清楚的。对于心理倾向的复杂性，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说：“我们说人的许多行为以思想为基础，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始终是客观的和理性的。理性依赖于推理的技能，而这种技能并非发展的很好或被有效运用。”［9］17西北少数民族的心理倾向性反映了民族共同体的独特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就情感的表达来说体现了民族共同体的喜怒哀乐，就其结果来说，最终凝聚为民族认同的心理。对于西北少数民族来说，他们认同的人和事，往往就是他们热爱和喜欢的人和事，他们不认同的人和事往往就是他们厌恶和排斥的人和事。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西北少数民族的这个心理倾向性着重表现为对反映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和历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符号的认同。按照班杜拉的观点，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心理倾向性其实就是对符号的使用、解读和转化能力，一个符号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标志。从交往方面看，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符号就是语言，语言是民族共同体互相识别、互相认同的最明显的标志。话语体系则是语言符号的合成和汇集。无论是西北的伊斯兰教民族还是藏传佛教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既有宗教的神圣语言、书面的规范语言，也有日常生活中通俗易懂的白话式的语言，即大量的富含哲理的、为西北少数民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俚语、俗语、谚语。在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里，大众化、通俗化、社会化的表层结构的语言是字面意义上的交际语言，深层结构的语言则与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紧密结合、反映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倾向性的宗教信仰、性格气质、思想感情、文化历史的独特性的语言。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语言分为两个部分：民族特有的语言与各个民族共同体共同使用的公共交际语言。穆斯林群众见到同民族的客人会说“托真主的福我们见面了”，见到外民族的客人则说“感谢真主让我们相识”。藏传佛教的群众见到本民族的客人会向佛像鞠躬感谢，见到外民族的客人一样照此行礼，都会说许多祈祷和感谢佛祖的谦恭话语。这些含有宗教色彩的语言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所特有，包含了他们的话语体系的深层结构的民族宗教、文化历史、传统习惯积淀而成的心理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