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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在青海这块土地上居住过许多不同的部落、部族的居民群体，并且发生过频繁的变化和迁徙，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多民族杂居相处的格局。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与历史上的某些部落、部族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从青海民族语地名起源的分析，不但可以看出民族语地名的分布特点和规律，而且也可以探究部族迁徙的路线和古代氏族分布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民族语地名从它的产生到发展、演变，都与有关民族的活动历史、经济生活、习俗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不带有时代的、地域的特点和民族、宗教等种种特色的烙印。在我们开发青海、建设青海，实现青海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新时代，青海民族语地名将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它？在青海两个文明建设中处于何等地位？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吃透”青海省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一般道理而言，地名蕴蓄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千古历史沧桑的“活化石”。而青海又是多民族迁徙、变化、居住的地区，其历史地名必以其风格迥然不同的多语种的独特属性和本源，作为这块古老而浑朴的民族地区的历史见证。因此，深入开展青海民族语地名的研究，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一、民族地名为我们描绘出民族形成及其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 地理事物的名称，是人们为了对地理事物加以区别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具体现象有联想联系。一些地名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必然与一定的人物或历史事件、经济、文化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地理名称是以某种语言的基本词汇为构造手段而构成的，它必须符合那种语言的基本词汇模式。所以，不论从地理名称构成的材料及其形式来看，还是从地理名称所代表的地理实体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的特点来看，都足以证明地理名称也同样具有稳定性的特点，甚至地理实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仍然沿用原来的名称，这就为我们考证这些地理实体的历史演变和历史沿革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依据。地名不仅仅是地理实体本身特征的反映，而且有的就是在那个地理实体范围的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的反映，有的则是以某一历史人物而命名的地名。我们通过对这些地名的研究，就可以了解和探索地名命名时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事件，其中也包括语言、民族等诸方面的因素。要了解青海民族分布、迁徙、形成的历史和特点，就可以从地名的语言类别及其分布特点的研究中得到启示。例如柴达木地区有一个地名叫“纳赤台”，是藏语，意思是“放过佛像的地方”。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护送金身佛像的匠人、卫士走到这里已经口干舌燥，极为疲劳，正好发现一口清泉，便放下佛像，俯首痛饮，并在此露宿一夜，由此而得名；众所周知的“日月山”，在古代政治活动与经济文化交往中，起过重要作用，初唐称之为“赤岭”，也与文成公主进藏的美好传说联系在一起，这对于我们研究汉藏关系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又如藏语地名中以氏族、部落命名的现象比较普遍，从中可以看出“部族迁徙所至，即以该部族名或原住地名作为新居的地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部族迁徙、变化的历史和民族形成的历史，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例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岗察”地名，因迁居此地的藏族祖先是从贵德的岗察地方来的而得名；据《西宁府志》记载［②］：今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的“洛少”土族人，原是从今阿拉善盟迁徙而来的蒙古人。当地人把这一部分人居住的地方也叫做“洛少”。“洛少”是“阿拉善”的转音，其词首元音／a／在转音过程中脱落，转读为“洛少”。这是把原居住地的地名作为新居地的地名使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今天的土族与蒙古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今天的“果洛”地名是藏语的汉语译音，意思是“反败为胜的英雄”，原为藏族部落名。相传，由西藏迁入果洛的一支藏族部落，在其头人的率领下战胜了另一个部落而驻牧此地，并命名为“果洛”。这个部落的先祖生有三子，各据一方，逐渐形成了上、中、下果洛三大部落，史称“果洛克松”。在这里，我们要问被战胜了的那个部落又是什么部落呢？据史记所记，南北朝后期白兰羌、党项羌等已活动于今果洛及其相邻的今四川阿坝、甘孜和甘南等地。公元7世纪初，吐蕃王朝在今西藏建立，且势力日益壮大，尤其是松赞干布即位后，迁都今拉萨（即“逻娑”），对内排除旧贵族，对外征服今西藏阿里（羊同）地区和今西藏东部地区（苏毗），后又向东扩展，消灭了散居在黄河、湟水一带的吐谷浑诸部，其中一部分党项羌内迁至陕甘一带，未及迁徙的均被吐蕃所并。嗣后，吐蕃人与留居在这里的原羌人党项、白兰融合同化而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果洛藏族的直系祖先。这一历史事实与“果洛”地名来源的传说似相一致。在果洛地区至今还有“甲科”、“苏乎日麻”、“霍科”等地名，译成汉语就是“汉族居住过的地方”、“蒙古族居住过的地方”、“古代鲜卑人居住过的地方”。这些都足以说明果洛藏族的族源是比较复杂的。又如今玉树藏族自治州及其所辖玉树县的“玉树”也是藏语的汉语译音，是“遗址”的意思。相传，藏族部落玉树族的第一代头人堪布那钦建立部落的地区是格萨尔王妃珠姆的诞生地，故命名为“玉树”，以示纪念。这个传说是否是历史事实，我们姑且不论，但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公元前384年至362年的秦献公时期，居住在青海湖东部地区的羌族领袖卯（无弋爰剑的第三世孙），率领其部落群众向西南迁徙数千里，其中一支迁至今玉树地区一带，与当地土著人相融合，形成了部落群体，到了唐代，玉树地区逐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合体。在清代，由于玉树族居于清朝官员往返青海与西藏的要津地带，又常常代表各族供差，办理盟会诸事又最得力，故尔，衙署公文多以“玉树”之称谓代表“囊谦二十五族”。可见，“玉树”称谓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它说明了部族之间、部落之间，乃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必然会在其民族语地名中找到“蛛丝马迹”。尤其是同一地理实体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更具有十分深厚的历史内涵，从中可以看出在政权的频繁更迭中的民族交往和兴衰的历史过程。例如今日的“西宁”，史学家认为是羌语的汉语译音，古代蒙古族也称SiIeg。这就是说，作为一座已有2115年历史的高原古城，最早为羌人之地。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间征战、交往和政权的更迭，曾先后有“西平”、“西都”、“鄯善”、“鄯城”等诸多称谓。北宋仁宗景祐元年，即公元1034年，以吐蕃为主体的角厮罗地方割据政权建都今西宁，遂改名为“青唐”。其辖区“占河湟间二千余里。河湟有鄯、郭、洮、渭、岷、叠、宕等州。”［③］境内居民有吐蕃人、吐谷浑人、回鹘人、党项人、汉人以及侨居于此的西域各国的商人。角厮罗执政以后，“利用宋仁宗废除五代十国无名苛细之敛，省边区人民徭役，禁止额外征收商税”等政策措施之机，雄踞祖国西北一隅，凭借西北各族戒马倥偬的历史舞台，演出了继吐蕃王朝之后为后人所乐道的历史剧，给藏族发展史增添了光彩照人的一页。”［④］这一历史事实又明确地告诉我们：角厮罗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是以吐蕃为主体的吐谷浑人、回鹘人、党项人以及汉人等诸多民族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如果说这是藏族发展历史上的一幅光彩夺目的历史画卷的话，那应该说是在角厮罗率领下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智慧共同描绘出来的。“青唐”称名的历史，就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最确切不过的注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