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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疍家”的得名，一说来源于其舟楫外形酷似蛋壳漂浮于水面；一说是因为这些生活在海上的人家，像浮于饱和盐溶液之上的鸡蛋。疍家人自己则有一个凄婉的解释———从风浪之中讨食，生命如同蛋壳一般脆弱。过去，疍家被视为“不谙文字，不记岁年”的蛮民饱受歧视，不得随意上岸，更不能与岸上人家通婚，船中疾病横生。生活的困苦衍生出一系列冗长的“清规”：碗碟不得覆置，讲话最忌翻、沉、慢、逆等词语，吃鱼不许翻转鱼身…… “江行水宿寄此生，摇橹唱歌桨过滘。”(清初学者屈大均语)咸水歌成了黯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广东新语》中记载：“疍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可见咸水歌早在明末清初就很流行了。 像任何一个热爱唱歌的族群一样，疍家人把喜怒哀乐都唱透了，从摇篮唱到生命的尽头。在织网绞缆时唱，在流浪乞讨时唱；在洞房花烛时唱，在生离死别时唱。疍家人像《诗经》里那些“以歌言志”的乡野草民一样，教劝、诉情、自叹、痛斥，“兴观群怨”样样都来，“想唱就唱”。得意时唱“金银满仓歌满船”，失意时叹“苦歌何日唱得完”。青年男子唱着《水路歌》划船闯香港、下南洋……一路走一路唱，前途未卜，万般险阻都压不住唱歌的心。 情歌总是甜美而有情致的。遇见心上人，男子急得“鸡跳麻场心里乱”，女子则矜持地试探———“鱼虾沉水不见游”。双方随字取腔，添花转韵，一番酬唱终于换来两情相悦的结局和一个代代相传的结论———“海底珍珠容易揾，真心世上最难寻”。《对花》当中“乜嘢花开蝴蝶样”(豆角花)、《拆字》当中“乜字写成去又返”(之字)，诸如此类的猜谜问答，和《刘三姐》的味道如出一辙，既见心意，又考才情。 一个人唱不过瘾，非得大伙一起唱才成气候。上世纪中期，每逢中秋，水上人家都喜欢将小艇泊在一起，举行集体大会唱。在广州白鹅潭，中山坦洲，番禺的榄核、石楼，夜来船只首尾相连，渔火齐明，皓月当空投下一片银沙，歌声伴随涛声此起彼伏。1958年，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和文化公园，还举办过连唱三天三夜的全省民歌大会唱。据说，50年代在生产队劳动也经常用斗歌来决定运粮的先后次序。火热的年头诞生出许多风趣的歌词，要看来年粮多少，“今春肥泥做秤砣”，香蕉种得好大串，“好比猪笼挂天空”。 坦洲咸水歌陈列馆里保存着许多“水上歌会”的黑白照片，人们用几艘大船铺上木板，当作浮动的舞台，台上歌手画着龙飞凤舞的浓妆，男的都像杨子荣，女的都像李铁梅。台下的男人穿着一样的白背心，挽着一样的裤脚，摩肩接踵挤在一条条船上引颈眺望。那个年代，男女老少都长得像一家人，人和人之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妯娌闲话可以从发髻一直唱到鞋子，送人远行可以从一月唱到十二月。 从上世纪初开始，疍民大规模“舍舟上岸”，昔日宛似大海流云一般扯帆逐浪、万艇“耕海”的景象不复存在。有统计称，1937年广州约有水上居民11万人，1987年仅余1.5万人，到上世纪60年代，珠三角超过70%的疍民已经过上了陆上新生活。离开了水的咸水歌逐渐失去活力，如今中山当地能系统演唱咸水歌的仅余10多人，平均年龄60多岁。中山咸水歌传人梁三妹说，她们拍拖、结婚、生子都是一路唱过来的，但年轻人结婚很少再“以歌伴嫁”，不用舟楫改用轿车迎娶新娘。新郎不会唱“这枝好花兄爱摘”，新娘也唱不了“手拈金扇缀君来”。 着急的人不是没有。成立民歌研究会、搜集出版民歌专辑、“咸水歌进校园”、主办全省水上民歌大赛……这些工作中山都在做。中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组组长甘建波认为，疍民生活的环境已大大改变，但咸水歌的方言、韵律、程式还在，还可以通过与现代生活的结合，以“新民歌”的形式流传下去。比如民歌手们在过去“栋笃唱(站着唱)”的单调形式上，添加了载歌载舞和民乐伴奏的形式；《弯弯的月亮》词曲作者、中山人李海鹰想把改良后的咸水歌，推上央视原生态比赛的舞台。 但很多人对此并不乐观。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教授宋俊华说，生活节奏的加快，人际关系的间离，使得人们失去了“童心”，人类童年时代所具有的形象思维，早已被理性和功利的盘算消磨，谁还有心思玩“托物寄意”这一套?“目前对咸水歌的保护工作更多只是一种记录性质。” 临行之前，中山东升镇的副镇长关劲，带领我们去听胜龙小学的小学生唱咸水歌。孩子们拿着麦克风，对着电视上的字幕卖力地唱着《水乡情》，屏幕上是精心“复原”的疍民生活。我不知道，今天再也不会摇桨使舵、不会出海捕鱼的孩子们，能否从歌声中体会到祖先所经历的一切：他们像水一样冒险动荡，又像水一样随遇而安。水不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更是维系灵魂的所在。他们会不会像祖先那样，抛开成人世界冷酷的审慎和纠结的芥蒂，在无遮无拦的蓝天绿水之间，发自肺腑地去爱河流中的一滴水，森林里的一片叶? 我真的不知道，在卡拉OK是唯一歌声的时代里，民间的诗情画意，是否会变成一种和环境一样难以再生的稀缺品?我们的生命是否会和城市一样慢慢变得坚硬而无情，是否还能够寻回从前的从容和丰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