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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高山樗牛就同日本现代启蒙思想之父福泽谕吉所持有的脱亚入欧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汉学的衰颓》一文中曾彻底地否认中国文学的价值，认为中国从最古老的文学《诗经》开始，便被形式主义所支配，一味地偏重实用主义[25]。 高山樗牛刻意避谈历史意义，声称汉学毫无价值，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绝无裨益。他如是说：“欧洲文学的源头为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而日本文学之基石却是支那文学。可叹现如今的小说家，徒然地罗列支离破碎的文字、唱和轻松怪异的语句，真乃我国文学之悲哀。”[26]当然，古希腊神话哺育了整个后世的欧洲文学，高山樗牛在介绍西洋文明的时候，自然关注到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荷马“史诗”的重要性。 其实，“史诗”一词在19世纪末近代日语中的使用已不新鲜，早在高山樗牛发表《西洋文明史》的20年前，“史诗”已经明确地刻印在在日本出版的《英华和译辞典》当中。 1879年，由日本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校正的《英华和译辞典》由山内輹发行，分上下两册，分别以“乾”、“坤”命名，泛指天地万物，辞典上赫然印着英文：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with theJapanese Pronunciation（即“英文中文日文词典付日文发音”），全书共计3254页，其中乾部1541页，坤部1713页。每一个英语词条后紧跟着汉语译词，然后是平假名和日文译词，最后添上罗马字表记的日文译词读音[27]。Epic词条收录在上册，即“乾”部，日文译词全部使用的是“史詩”。那么，“史诗”概念是不是就出现在1879年呢？答案是否定的，时间需要继续往前推。 事实上，《英华和译辞典》是一部日译辞典，所依照词典原本购自中国，原名《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编著者是来华传教士罗存德（Whilhelm Lobscheid，1822—1893），日语将其姓名译作ロプシャイト，他耗时四年于1866至1869年在中国编著完成。日本人之所以看中这本《英华字典》而出版《英华和译辞典》，正因为字典的发行顺应了当时日本国内学习西方的需求，随即在日本产生巨大反响。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长期闭关锁国，唯独在长崎设立贸易口，仅对荷兰和部分中国商户开放，所以日本“兰学家”只会荷兰语。1868年明治天皇收复政权，除旧布新，积极主动地接触西方文化。日本社会面临学术转型期，许多人借此机会恶补英语，而1879年“罗存德的这本《英华字典》刚好填补了日本人学习英语教科书（工具书）的空白，也为这本词典得以在日本得到广泛使用，进而对日本近代英语学习史、日语近代译词（新词）的形成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创造了难得的良好条件”[28]。 《英华和译辞典》每一个英文词条后紧跟的是汉语译词、日文译词、罗马字表记的日文译词读音，当然汉文在其中占据着文化绝对优势地位。“史诗”一词出现在“乾”册。1884年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再次对罗存德的《英华字典》进行增订，并在“序言”中强调了该辞典所肩负的重要的传播作用，提出了振兴学术，提升国力，以至与西方诸强国相抗衡的希望[29]。可见，日本学界之所以对于罗存德这本字典关注的原因以及重视程度。盖因为这本字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国日本两国近代译词的形成以及在中英日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字典中出现的“史诗”一词，不是日本造词，而是借自来华传教士的译词。 针对目前各学界只要论及二十世纪初叶，语文新词汇凡一出现，大多肯定是日本所创词汇的现象，历史学家王尔敏曾忧心忡忡地转述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研究者周佳荣的观点说，一些“由日本传入的新名词，原来是日本学者在十九世纪中叶，将西洋教士在香港所刊行的中西词字对照，抄回日本，先在日本推广使用，如神学、哲学、社会、银行等词，早在香港教士使用。若西洋文法的八大词类，亦并早行于教会学校，为时俱在晚清自日本大量输入新名词之前”，并敬告学界“这事必须重新思考解说，定论必须重订”[30]。 日本1868年推翻幕府统治，结束长达百年的闭关锁国的状态，显而易见，“史诗”一词不太可能在1868年之前内忧外患的日本本土产生，这个汉语词的生成的地点本来就在中国。 3、“史诗”在中国 毋庸置疑，近代以来许多新概念入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十八、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辞典编译。最早将西方史诗观念介绍到中国的是外国传教士，而将英文epic对译成中文的也是来华传教士。也就是说，早期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在接受西方的史诗观念时，主要还是取例西方，同时又赋予了很强的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日本所翻译和看重的《英华字典》原貌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罗存德的《英华字典》 1848年，德籍传教士罗存德由德国礼贤会（the Rheish Missionary Society）委派，在英国登船前往中国。经过数月的海上颠簸，他先在香港登陆，之后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进行传教。[31]耗时四年，罗存德编纂的四卷本《英华字典》，于1866年开始由每日新闻办公室（Daily Press Office）在香港发行直至1869年结束。字典为八开本，共两千多页，可以算得上是香港最早的双语字典。这本字典综合性极强，几乎代表了十九世纪西方人英汉辞典编纂的最高成就[32]，在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的为数众多的汉外辞典中，尤其值得关注。在1867年出版的字典第二卷第743页出现了对Epic“史诗”译词的命名和解释： Epic，narrative，說shüt.Shwoh，紀(kí.Kí；anepic poem，史詩(sz,shí.Shíshí，紀事之詩Kísz2,(chí,(shí.Kísz chíshí，懷古之詩，s wái(kúchí,shí.Hwái kúchíshí.[33] 必须承认，罗存德是一个对十九世纪以后中日汉字新词的形成颇具影响的人物，他曾三次来华，在中国前后逗留近二十年，用心编撰《英华字典》，无论是词条的收入数量还是字义的解释、注音，较之前人其开创性贡献都不容忽视。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字典？它与之前来华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Henry Medhurst）等人编纂的字典又有何不同之处？ 虽然罗存德在辞典的序言中只字未提，但在1872年写给冯·罗赫登（von Rohden）的信中，却透露编纂《英华字典》信息：他受到“学术学会（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的委托，旨在“发掘以前完全不为人所知，但可以传递唯一正确的理解的钥匙的汉语特点”[34]。只可惜，就在1869年字典完成的前夕，罗存德与教会（China Missionary Conference）发生冲突，遭到免去神职，黯然回国[35]。再加上《英华字典》在中国国内的发行受阻，一度湮没无闻，国内目前几乎很难找到罗氏字典包括他的著作。罗存德之名连同《英华字典》被中国的词典史束之高阁，在现有的英汉汉英词典史中很少得到评述，甚至只字不提[36]，确属学术研究的憾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