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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 )等人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此举标志着“文化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出现。 威廉斯等人所开创的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从一开始就具有平民主义的倾向。他们对西方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表示不满，更加关注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以及与他们相关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他们试图使学术研究从传统知识分子的书斋走向中、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活的”知识。这种倾向为早期的文化研究定下了基调。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待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所采取的较为亲和的态度，而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对传统的精英文化则采取了批判的立场。传统的精英文化对大众的通俗文化采取的常常是无视和蔑视的态度，所采取的手段往往是压制或隔离。威廉斯等人把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其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 威廉斯作为“伯明翰学派”最重要的精神领袖，率先把“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而文化研究则是对这一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他在《关键词》（Keywords）一书里提出，“‘文化’……在历史与‘文化研究’里，主要是指‘表意的’或‘象征的’体系。”但是，这种“表意的”或“象征的”体系不仅应当在知识的过程中得到描述，同时也体现在社会体制和日常的行为之中。尽管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的路向在后来受到了不少批评，但他为文化研究确定的基调，却在后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伯明翰大学的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认为：“文化研究的特定对象既不是由文化参照物所强化了的理论评价，也不是文化的特殊形式，而是一种文化过程或要素，是为了特定目的并在特定地点和时间里对它们所进行的分析。文化既不存在于各种文本中，也不是文化生产的结果，不只是存在于文化资源、挪用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创新之中，而是存在于创造意义的不同形式之中，在各种场景、由变化和冲突不断标明的社会之中。文化不是体制、风格和行为，而是所有这些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文化与批评理论辞典》[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 Michael Payne ed.） 源于威廉斯的文化研究传统，把文化研究当作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要揭示艺术和学术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要揭示社会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要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的或外在的意义与价值。威廉斯使用“经验”和“情感结构”这两个概念来当作其文化理论的支撑，前者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心理体验，后者指生活在同种文化中的人们共同拥有的心理经验。这种研究方向，被一些学者称为“文化主义”（Culturalism）或“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 文化研究的另一种取向是以法国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把文化看作是一套标记符号，认为这些标记符号可以创造出人们逐渐接受某种文化的愿望。在他们看来，个体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结构决定的。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周围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它是一套隐蔽的观念体系，人们往往根据这种观念体系来感知和想象世界，在意识形态的镜像中识别出“自我”，并被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召唤为“主体”。阿尔都塞认为，先在的、本质的“自我”是一种神话和虚构。主体性依赖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塑造，我们用意识形态来想象自我的形象、文化身份，来看待我们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关系。意识形态成了解释、说明个体经验的前提和支点。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概念，对当代文化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不仅依赖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其统治，还成功地利用了文化上的领导权。文化霸权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压迫与反抗的简单关系；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斗争过程，是支配者与反支配者之间力量的较量。在这场文化能力的斗争中，既有主导阶级的支配、统治和从属阶级的反支配、反统治，同时还存在着不同阶级为了换取其他阶级、阶层的支持与信任而做出的妥协与让步。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统治阶级必须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谈判、协商，调停的结果所造成的资产阶级文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一种来自不同阶级的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动态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看到了文化结构中的差异、矛盾、妥协、混杂，没有把意识形态看成是僵化固定的实体，而是一种充满裂缝的动态组合。 1970年代之后，西方的“文化研究”从早期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扩展开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领域中复杂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等问题之上，关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以及媒体在个人、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和建构作用，运用社会学、文学理论、美学、影像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的研究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有密切关系。在这方面，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理论，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文化仿真”理论，以拉康（Jacques Lacan）等人为代表的“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都对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 当代文化研究的对象比起传统文化研究的对象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不仅包括“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这些传统领域，也包括日常活动以及在其中显现出来的意义，尤其是后者，往往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文化研究的“文本”（text）对象，也不只是书写下来的语言和文字，还包括电影、摄影作品、时尚、服装、发型等具有意义的文化表意系统。此外，“文化研究”有时也用来指“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即针对世界上某个特殊地区的文化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如亚洲研究、非洲研究、伊斯兰研究等等。 （原载《文化研究关键词》，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