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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初到天尚寒 世界绝无，人间仅有，说来话粲莲花。似空中虹彩，天外奇霞。难尽无边才艺，何须借铁板红牙，只面对云山雪岭，传唱千家。堪夸，英雄儿女，有梵王神子，度母仙娃。任东西南北，雨露风沙。战罢天魔五百，让玉宇无限清嘉。舒放眼，泱泱万里，诗国中华。 王沂暖教授填的这首《凤凰台上忆吹萧•格萨尔颂》，已经把千年史诗《格萨尔王传》歌颂得淋漓尽致。早在226年前，即1776年，俄国的学者帕拉斯在《俄罗斯帝国各省旅行记》中，也对《格萨尔王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这部巨著中，居然公开宣称“中国没有史诗”。就在黑格尔断言100年后，一位法国的女旅行家，独自横跨欧亚大陆，穿越青藏高原来到中国康区，即今天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俄支等地考察，发现了《格萨尔王传》，带回到法国整理，她就是亚历山大-大卫尼尔。大卫-尼尔1868年生于巴黎，父为精通希腊哲学的学者，母亲是一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大卫-尼尔本人后来却成了一个显密兼修的佛教信徒。15岁时只身离家出走英国，17岁时仅带了一件雨衣和一本书就孤身一人翻越圣哥达山，去寻找意大利的湖泊。她把探险当成自己的唯一志趣，发誓要做出超过前人的探险行动。她一生都在追寻那些人们罕知的“新奇世界”。她活了一百零一岁。在漫长的一生中，除了晚年难以行动而外，其余时间大都在异国他乡和旅途中度过她到过世界20多个国家，在远东地区呆的时间最久，而最使她眷恋不舍的地方，则是中国的康藏高原。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说真的，我思念那并非我的故乡的地方，它上面的草原、荒漠、终年不化的积雪，还有那湛蓝明亮的天空，这一切时常萦绕在我脑际……使我着迷着魔。”在这种真挚的思念驱使下，她一次又一次的来到我国藏族地区，先后五次进藏到拉萨，其余时间则大部分在川、甘、青三省的藏区考察研究。1944年她已75岁，但仍像年轻时一样，兴致勃勃地又一次进藏考察，她穿着藏装，讲着流利的藏语，挎着糌粑口袋。除了那对碧眼，人们很难相信她竟是一位外国老妪。晚年，她与养子庸敦喇嘛定居于法国底涅，但仍无时不想念着那令她度过一生最美好时光的高原。她一直盼望能再游故地。直到去世的前几天，她还拟定了一个经过拉萨、穿越川、青藏区到北京的旅行计划。在藏区她前前后后差不多生活了20年之久。于1931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她的《岭超人格萨尔的一生》，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是向西方大众介绍《格萨尔》的开山之作。 然而，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不等于《格萨尔》就走出了雪域高原，走向了世界。它对《格萨尔》走向世界只是奠定了一个有利的基础。相当长的时间内，《格萨尔》对于外界仍然是个谜。因为在五九年以前，《格萨尔》在藏区也仅仅流行在山村牧区，在佛教为主导的文化腹地，尤其是黄教盛行的区域仍然被看作是“乞丐的喧嚣”。这种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茅盾、周扬和老舍等就对《格萨尔》表示了关注。1958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广大藏族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搜集整理抢救《格萨尔》的工作，1960年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了蒙古族《格斯尔》艺人琶杰，表彰他为社会主义新文艺做出的贡献。然而“左”倾错误思想使《格萨尔》也和我国其他各项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被打成“大毒草”。 春江水暖鸭先知 最先认识到《格萨尔》的价值并感觉到《格萨尔》的春天正在悄悄临近的是我国政界和学界的一批老前辈。1979年10月底到11月中旬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以来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因而作为文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辞，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方针，使这次大会更加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小平同志在祝词中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邓小平的祝词为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也为中国文艺的明天指明了方向。“文革”后复出的前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巨头周扬在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主题报告。报告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的篇幅，对建国30年来的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论述了党在新时期文艺政策和文艺发展的若干任务，是文艺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文献。就在此会上，在周扬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在钟敬文、马学良、贾芝等老一辈学者的呼吁下，首先为《格萨尔》平反，同时决定立即开展抢救工作。中国民协常务副主席刘锡诚在为周扬同志诞辰100周年而作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周扬是一位先行者。1958年7月17日，中宣部召开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周扬在会上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三选一史”(即歌谣选、故事选、谚语选和文学史)的计划。会后中宣部于8月15日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选工作座谈纪要》转发各地，开创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的先河。从此开始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有计划的搜集和研究，其中包括搜集和出版藏族史诗《格萨尔》等民族史诗。”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是1979年文代会期间，由马学良和钟敬文两位先生提议，经周扬同志当场拍板同意，并指令民族研究所负责人、语言学家傅懋绩先生负责筹备成立的。因此周扬理应是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当之无愧的创建者。到198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召开第四次藏族史诗《格萨尔》工作会议，周扬欣然应邀到会讲话。”可见，周扬同志为代表的我国老一辈文艺界前辈，对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80年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在四川召开了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会上重点汇报了西藏师范学院和自治区文联筹备组部门记录整理的扎巴老人说唱本的情况。1983年在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六五”规划时，第一次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84年经中宣部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文联共同组成《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协调、组织和推动全国的《格萨尔》工作。这样，《格萨尔》终于历史性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千年一遇”庆盛事 1985年，为纪念芬兰的英雄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成功地举办了“《卡勒瓦拉》与世界史诗学术讨论会”，我国派团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会议的主持人、教科文组织学术顾问、芬兰文学学会会长杭柯教授和著名的史诗专家、波恩大学的海西希教授专门找贾芝先生和降边嘉措先生谈话，说中国在少数民族史诗、尤其是《格萨尔》的搜集整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格萨尔》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史诗，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了解得很少。你们可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格萨尔》年的活动，这对你们的搜集整理工作会起到推动作用，也可以向世界各国的学术界介绍《格萨尔》。他们也表示愿意协助我国政府进行申报工作。回国后，贾老和降边先生立即向社科院领导汇报，同时向钟敬文先生和民协的领导汇报，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表示支持，要积极促成此事。钟老说，我们搞《格萨尔》研究，不能是封闭式的，而应该是开放性的。如果申报成功，不但对《格萨尔》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而且对我国各民族的史诗研究和整个民间文学工作也是一个促进，可以提高整个民间文学工作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 1991年以后，根据史诗传统在蒙古族、藏族、土族等多民族地区的传承、流布和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全国《格》办采纳了部分专家学者的建议，将“《格萨尔》”统一改称为“《格萨(斯)尔》”。 1995年是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英雄史诗《玛纳斯》诞生10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95年定为“《玛纳斯》年”。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隆重举行了规格很高的《格斯尔》(即《格萨尔》)诞生1000周年庆祝活动，我国和各国专家应邀都参加了纪念活动。参加这几次活动回来后，在国家和中国社科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也决定申办“国际《格萨(斯)尔》年”。2001年，由全国《格》办具体起草申请报告，上报当时的主管部门国家教育部。为了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将报告的复印件交给时任民族教育司司长夏铸同志，由他亲手递交教育部长陈至立同志。2001年10月17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与会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将大作家雨果诞辰200周年，达芬奇诞辰550周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我国的《格萨(斯)尔》史诗创作一千周年等全世界47个项目列为2002年-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的周年纪念名单。《格萨(斯)尔》是我国列入该名单的唯一项目。为了积极配合这一文化盛事，在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作为千年纪念活动的序幕，2002年7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党和国家的有关领导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到会并发表讲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在纪念大会上做了《文化的创新与创新的文化》主题发言。他说，我们纪念这一伟大诗篇，不仅要重温她深刻博大的思想内涵，分享她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一下如何看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如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2004年5月1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行“史诗《格萨(斯)尔》千年纪念综艺晚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