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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现代神话学至今仍维持着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中国上古时代像西方一样也曾创造过丰富多彩的神话，至商周之际大部分神话被历史学家改造为历史传说而发生了一次神话的历史化，因而神话学的首要任务便是将历史“还原”为神话。这个假定是20年代在茅盾的《神话研究ABC》中确定的，而茅盾的神话理论则主要是在英国古典进化论者郎格以及当时盛行的疑古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中西神话在本质上是有重大差别的，西方神话是以自然神为核心的，中国神话的重心却在英雄崇拜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神话历史化”，因而21世纪中国神话学有必要重新建立自己的体系。 【关 键 词】中国神话学；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 【作者简介】常金仓(1948-)，男，山西原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陕西 西安710062 中图分类号：B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3-0005-09 一、“神话历史化”之缘起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神话学从古籍注疏脱胎出来建立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如今这项事业已经是枝繁叫茂了。但是在科学的成长中有时必须把注意力从它的表象移开，转而仔细审查它的基础。在中国神话学建立之初就有一个假设，那就是在中国的上古时代，更具体点说在殷周以前有过一个大规模的原始神话历史化的过程。根据最近一些论著可以看出，至少在部分神话研究者那里，这个假设尚未引起必要的怀疑，估计它还会维持一段时期，在我手边就有一本新出的刊物上登载一位青年学者论神话与民族精神的文章，其中说：“中国的神话没有一个完整的神话系统，但却有一个清晰的历史系统，其表现就是它标明了氏族的谱系。神话的宗族化、地域化倾向，使得各氏族都有自己的神，后人无法将其归于一个体系，只能让它向历史转化。各氏族在确定谱系时先人已不可考，只好把本氏族的神拿来替补，充当值得骄傲的祖先，变成历史的开端。对神话的历史化处理，就是将神话看作古史传说，不仅把神话解释成历史，而且把经过改造的神话当做历史来接受。”[1]对于一位年轻学人的见解我无意多作评论，我只是借此说明上面的估计不是全无根据。 “神话历史化”这一假设是如何形成的？当中国神话学开始构建体系的时候，人们发现中国古书上关于鬼神世界的描写都是一鳞半爪、零星片断，远不比欧洲特别是希腊的神话那么情节完整，生动感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归纳了时人的一些思考结果，他说：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二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2](P12) 此二说前者主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自古便没有丰富发达的神话。后者相反，以为中国神话古来颇有，只是到后来散失了。与前者相类的看法又见胡适《白话文学史》，他谈到中国故事诗—像荷马史诗那样充满神话的诗作——为什么兴起特晚的原因时说： 可见古代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3](P12) 把中国神话先天不足的原因诉诸“重实际而黜玄想”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完全正确的，而进一步用地理环境来说明现实主义的起因是经不起考验的，荒唐怪诞的想法并不专属于热带居民。因而茅盾便用北欧神话为例驳斥了这种解释，并完全用神话自身演化作了新的说明： 据我个人的意见，原因有二：一为神话的历史化，二为当时社会没有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以诱引“神代诗人”的产生。神话的历史化，固然也保存了相当的神话，但神话的历史化太早，便容易使得神话僵死。中国北部的神话，大概在商周之交已经历史化得很完备，神话的色彩大半褪落，只剩了《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 我们又可以知道中国神话实由三项学者保存下若干零星材料：一是中国的古代哲学家，他们把神话之带有解释自然现象之一部分，作为他们的宇宙论的引证；一是文学家，他们把唯美的和解释的神话都应用在作品内，使作品美丽而有梦幻的色彩；一是历史学家，他们也像外国的历史学家一般，认神话中一部分为历史材料而加以保存。[4](P130) 关于神话“诗歌化”问题，鲁迅已言之在先。他说：“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2](P7)根据茅盾神话著作看，他的“神话历史化”并非受自鲁迅的启发，主要还是参照欧洲神话发展线索作出的假定，他不止一次说：“神话的历史化的例子，在欧洲的希腊与北欧神话中就早已有了”[4](P77)，他说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采用大量神话传说的材料，后来有一个生活于纪元前316年前后的希腊学者欧赫梅鲁斯(Euhemerus)曾把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说成是克里特的国王等等，据此，他断言：“古代的历史学家把神话当作历史的影写竟是屡见而不一见的，从而我们若设想我们古代的历史学家把神话当作历史且加以修改……亦似乎并不是不合理的。”[4](P88) 从迄今为止的神话研究实践看，茅盾先生于1924年以后提出的这个假设竟成了后来绝大部分研究者的基础和前提。不过，他本人对这个假设的使用尚有节制，但是在后继者笔下似乎一切传说都可被视为经过历史化的原始神话了。前人有言：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茅盾先生的假设加以反思，因为除这个假设本身的真实性需要证明之外，它还涉及到怎样认识和估计中国文化的本质问题。我们知道，神话是原始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像鲁迅、胡适所言，尚肯定中国文化是现实主义的，若如茅盾的理论，就必须承认商周以前的中国曾有大量神话被创造出来，无怪不少古史学者总是将西周以前的中国历史看成是“神权政治”、“政教合一”的时代。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许多不可究诘的问题，如尧舜以前的传说人物被大多数历史学家视为史前文化英雄或氏族社会的酋豪，在神话学家看来这自然是误认神话为信史的愚蠢之举；神话学界一向以传说人物是人间善恶乃至自然力量的拟人化，历史学家也一定会斥真为想入非非。这种现象促使我们思考：支配本世纪中国神话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