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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复合概念，它兼具历史、地域与文化三种特性。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重要方国的荆楚不仅在地域上曾经拥有南部中国，成为战国时期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而且创造出独具风采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不但是长江中游民众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它同时亦参予了中华文化的构建，与中原文化一道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 一．荆楚的地域范围 荆与楚是同物异名，荆即楚，楚即荆，它本是一种柔韧性较好的木本植物，《说文》“荆，楚木也。”（卷一）“楚，丛木，一名荆也。”（卷六）在古代荆还作为一种刑具，“负荆请罪”、“大受荆楚”等语由此而生。荆作为地方名称，最初可能出现在夏朝，禹伐三苗，控制长江中游后，设立了传说中的古荆州，“荆及衡阳惟荆州。”（《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对夏九州之一的荆州有具体的记述：“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颍、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荆州的丹银等物产曾作为上贡物品，这些在二里头文化中已有发现。[1] 以荆或楚作地域方国的政治实体名称，现在所知是在商代已经出现，甲骨文中虽只见楚而无荆，但在金文《过伯簋》中有“过伯从王伐反荆”，《贞簋》有“贞，从王伐荆。”等说明商周时代荆、楚是互见的。[2]我们从《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记述中知道，荆楚已经并联成为专门的地域名称。荆楚地区在商代名义上是被纳入商王朝统治范围的，属于南土方国。商文化的确也影响到荆楚地区，湖北黄陂盘龙城就是荆楚地区的著名商代城址[3]。 武王克商以后，承商代遗制继续将楚视作自己的南部疆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4]周成王时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地方，将有功之臣的后代分封到各地，曾为文王师、“有功于文王”的鬻熊后代自然在分封之列，因此册封鬻熊重孙熊绎于楚地，“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丹阳即丹水之阳，丹水曾是苗蛮活动的主要区域，可能是苗蛮与中原连接的重要界点。三代之时，尧率领北方部落联盟发动了对苗蛮集团的进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5]苗蛮在中原部落的压迫下，退至荆州一带。后来虞舜继续与苗蛮交战，大禹最后征服了苗蛮。受周室册封的熊绎，可以说是周王控制南土的代表，有让其领袖楚蛮的意味。[6]因此，楚正式成为周代封邑之名。不过那时地盘极小，“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7]当时楚子处境艰难，楚灵王时令尹子革说起这段历史：“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8]封在蛮荒的熊绎不仅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同时要对周天子尽守土之责，并且以桃弓棘箭为王室禳灾。在立国之初，无论处境如何的不妙，奉事周室的楚子毕竟有了自己立足之地，有了向南扩展的基础。其后，楚君熊渠利用王室衰微之机，向江汉进发，并取得江汉蛮族的信任，《史记·楚世家》称：“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熊渠势力得到扩充后，于是明显表示脱离周室而自立，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熊渠远伐扬越，到达鄂地，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但当时楚国的实力还不能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周厉王当政时，熊渠害怕周人讨伐楚国，“遂去其王号。”楚人的真正发展还得等待时机。 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统驭力已明显下降，在西周后期渐趋活跃的楚人，更为主动地向周边扩展，他们再也不能满足辟处荆山的状态，楚人于是走出山林，迁都于郢（今湖北宜城境内），开始向江汉平原拓展。楚庄王将春秋时代楚国霸业推向了顶点，他以楚人特有的自信问鼎周室，饮马黄河，一度成为霸主。楚国疆域西北到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面对日以强大的楚国，中原诸国再也不敢等闲视之。 春秋末叶，楚国曾遭受重大挫折。昭王十年（前506），吴国军队攻陷郢都，昭王出走。在其后的十来年间，楚都南迁到江汉腹地江陵，仍称郢。此后直至前278年秦将白起入郢，楚都东迁。楚国在此定都二百二十年左右，度过了楚国最强盛的时代。[9]战国时期，楚国在经历了吴起变法之后国力更为强盛，而中原周室已名存实亡，逐鹿中原成为诸国共同的目标，有着强烈征战意识的楚人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东征西讨、南下北上的兼并战争中，楚人先后攻灭六十余国（包括春秋时期）。此时楚国的疆域大为扩展，东北已达今山东南部，西南到今广西西北角，东南到今江苏、浙江。史称“楚人地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淮南子·兵略训》）楚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盛之国，[10]在战国七雄中秦楚并称雄长。所谓“纵合则楚王，横连则秦霸。”楚人统一了南部中国，又北上联合诸国抗衡强秦，楚文化亦随军事政治强势向南北扩展，楚文化成为当时的强势文化，对未来中国的文化统一作了有力的铺垫。 战国后期，秦师入郢，楚人将都城北移于陈（今淮阳）。二十五年后，即前241年，又东徙寿春（今安徽寿县），直至前223年楚为秦所灭，建都仅十七年。在楚八百年的漫长国史中，楚人的活动范围由偏僻的荆山扩张到大半个中国，极盛时期达到今河南大部、山东南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西北部诸地区，甚至远及云贵。[11]但楚国主要活动区域是以江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楚都除了战国末年因战争逼迫迁到淮水流域外，其一直徘徊在江汉之间。今两湖地区是楚国的腹心区域，因此也是荆楚文化的核心地带。 战国之后人们习惯以楚地称代故楚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在讨论各区域民俗、物产时，将故楚地区分为南楚、西楚、东楚三个板块。《汉书·地理志》以战国初期的国土为依据，将楚地限在今两湖及汉中、汝南一带。也即长江中游、特别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湖北湖南地区，六朝时期，将这一地区（汉朝的荆州境域亦即故楚中心地）称为“荆楚”。“元嘉中，以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为重镇，上流之所总。”[12]晋室南渡之后，荆楚地区成为南北对立的前沿，荆楚既是军事重镇，也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因此南朝异常看重荆楚。“荆楚”成为当时常说的名词，如“荆楚用武之国。”[13]龚祈是武陵汉寿人，他“风姿端雅，容止可观”，时人叹曰：“此荆楚之仙人也！”[14]而喜好游历的徐怀简在任梁湘东王镇西咨议参军时，于“荆楚山川，靡不毕践。”[15]可见以荆楚指代江汉地区是当时的习语。南朝梁人宗懔以荆楚地区居民的年度活动为记述对象，写成《荆楚岁时记》一书。秦汉以后荆楚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它有一定的政区范围，但不严格对应行政区划，它侧重地域的文化性，是一种文化区位，所以荆楚有时涵盖了整个江南地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