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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村坦先生（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在1976年发表《关于维吾尔文违约罚纳官文书的作成地域和决定年代》（《东洋学报》第58卷第3号）的重要论文后，陆续发表了《维吾尔文法律经济文书中的伯克制》（《史学杂志》）1976年12月85号）、《十三世纪维吾尔斯坦的公权力》（《东洋学报》59卷1号）、《天山维吾尔王国和骑马社会》（《丝绸之路》月刊1979年）、《维吾尔民族史与中央亚细亚的突厥化》（《历史地理》372号，1986年）。除了上述有关维吾尔史的论文外，还有涉及吐鲁番和敦煌文献研究的专著《敦煌探险·研究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1988年设在东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出版发行了主要由梅村坦教授主编的《一八七九年——一九八七年日本中亚研究文献目录》，以作者姓氏（日文）音序收录了15000余篇日本学者的研究文章及论文的篇名，出处、发表及出版年代等等。也是一部研究中亚、西域维吾尔等民族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大型工具书。梅村坦教授除了研究、教学、考察等活动之外，还担任东洋文库研究员，主持日本东洋文库“中亚伊斯兰研究中心”和“现代维吾尔语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培养新人，往往亲自教授现代维吾尔语。“现代维吾尔语研究会”在他的主持下，不但培养了数十名年轻的、精通维吾尔语的研究人才，而且还主持翻译出版了我国维吾尔族史学家毛拉·穆萨·沙依拉米的著作《伊米德史》（原文由北京出版社于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日文节译本。 在谈到维吾尔文献研究的时候，法政大学教授浜田正美更值得一提。浜田先生因发表《十九世纪维吾尔文献序说》（《东方学报》第55号，1983年）而一举成名。此文是浜田先生在欧美各国进行有关维吾尔文献的调查后写成，在对维吾尔文献收藏情况作简要介绍之后，重点介绍了13件关于十九世纪的维吾尔历史文献的内容、作者、规格、体裁、写作年代和收藏地点。该文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十九世纪的维吾尔族历史学家写成的文献写本或抄本的情况，其中包括收藏在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先于阿古柏而占领喀什噶尔的司迪克伯克的故事》、《救济传》、《胜利书》、《阿古柏伯克的故事》等等。浜田先生在这些文献的调查及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多国语言才能也令人敬佩。浜田先生目前正在翻译《伊米德史》，不久将问世。 大阪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森安孝夫自发表了《维吾尔（回鹘）同吐蕃之间的北庭争夺战及其以后的西域情势》（《东洋学报》第55卷4号，1973年）之后，陆续发表了《关于维吾尔佛教史料的棒杭文书》（《史学杂志》83卷4号，1974年）、《关于维吾尔（回鹘）西迁》（《东洋学报》59卷1号，1977年10月）、《维吾尔（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综合研究》（《东亚历史的再构成——新发现资料的基础研究》京都，1987年出版）和《维吾尔（回鹘）与敦煌》（榎一雄编《敦煌的历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森安孝夫先生以频繁发表研究成果，活跃在当今日本学术界，越来越被学术界关注。 除了上述研究家、学术界老前辈之外，还有象新免康、真田安这样初露峰芒的年青一代。1977年的《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第6号发表了真田安先生的《绿洲巴扎集市的静态研究——十九世纪后期喀什噶尔地区的情况》、1978年在《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第2号上发表了《从棉花生产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喀什噶尔绿洲社会的一个断面》。另外，他还发表了《清朝统治下的喀什噶尔的土著统治者》（《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1980年第4号）、《从初创的清代伯克制看喀什噶尔绿洲社会》（《内陆亚洲、西亚的社会与文化丛书》，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近年来，一直活跃在日本学术界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新免康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有见地的论文。其中有《关于阿古柏伯克政权性质的一考察》（《史学杂志》96卷4号，1987年）、《新疆穆斯林起义与秘密组织》（《史学杂志》99卷12号，1990年）、《新疆哈密的穆斯林起义（一九三一年至三二年）》（《东洋学报》70卷4号、1989年）。此外，还有《十九世纪动乱期的吐鲁番》、《反抗者——和加尼亚孜》（《东京外语大学亚非研究所通讯》第71号）。 另外，在现代维吾尔语研究方面，日本学术界的成绩也颇为显著。如冈山大学教授竹内和夫先生近几年连续推出了《维吾尔语单词1500例速记法》、《维吾尔语速成四周间》、《日语维吾尔语词典》等一批词书。最近，日本学者饭沼英二先生经过多年的钻研，编成大型辞书《维吾尔语辞典》，由日本穗高书店出版。这本辞书长达六百余页，是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 除了上述数位代表性专家以外，还有象伊濑仙太郎、榎一雄教授、羽田明（著名西域史研究家羽田亨之子）、片冈一忠、大谷敏夫、成濑恭、小田英明、坂本是忠、笠原正明、村井友秀、香岛明雄、山内昌之、佐藤次高、后藤明、间野英二、羽田正（羽田明之子）、小松久男等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名家。 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对于我国维吾尔族历史文化及对新疆地区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呈现出了高涨的趋势。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并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其原因主要有以几点：一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交往关系等成了热点问题。作为九十年代初震惊世界的东欧及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中亚诸国的独立等几件大事，构成当今国际社会动荡不定、民族冲突、宗教派别之间的磨擦甚至武装流血等此起彼伏的局势，许多民族要求独立、要求分离的思潮，形成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为中心的当代国际政治问题的热点。因此，人们自然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与此相反我国已成功地解决了国内民族问题，这一点更引起我国近邻日本的兴趣。二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雄厚的经济力量带动了各种科研、学术交流活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仅就研究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历史文化领域方面，日本学术界也是人才济济、英杰辈出，具备了强大的研究阵容，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这种动态，将会长久持续下去，并且对未来日本学者对我国维吾尔族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产生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和重要影响。 （本文原载《民族研究》1995年03期，第101～10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