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论 由上观之，丽江洞经音乐的身份建构及表述处于一个流动的域限过程，这个过程与近现代以来国家的现代性通过格局有着内在逻辑关系，其间既有现代性、大传统、国家等强势权力话语带来的挤压、焦虑，也有传统性、小传统、地方对此作出的自主性应对选择。在这一进程中，国际、国家、精英、民众等多元力量也参与进来，形成互动、博奕、妥协、融合的复杂深层的关系网络，这些不同社会话语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地互动、互构、互审，成为丽江洞经音乐身份不断地建构的内在动力，也构成了其身份表述的文本语境。丽江洞经音乐身份的不断地被建构与表述的过程本身，隐喻着文化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作用下社会关系不断地刷新、书写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探讨、反思，“还原”不同权力话语所遮蔽、删除、篡改的族群艺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族群艺术的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族群艺术成为多元文化融合剂，从而使不同种族、不同地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得以相互理解、尊重、融合，共同编织人类共有的“文化意义之网”。当然，艺术作为与个体审美经验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化，不同个体及群体的审美体验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但从艺术功能而言，这并不构成人们对艺术、文化的理解、交流的障碍，而是促进彼此理解、欣赏、融合的文化动力所在。 本文发表于《思想战线》，2013年第6期。 [①] 爱德华·赛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后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26一427页。 [②] 斯图亚特·霍尔编著，徐亮、陆兴华译：《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26页。 [③] 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④] 马克.爱德蒙森著，王柏华等译：《文学反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北京：中心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⑤] 和云峰：《纳西族音乐史》，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6月。 [⑥] 《明史.土司传》，卷202, 《云南土司传二： 丽江》，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第8099 页。 [⑦] 闵红云、段红云《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思想战线》第2期。 [⑧] 杨曾烈：《丽江洞经音乐的调查》，《玉龙山》，1996年第1期。 [⑨] “纳西古乐”一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出现，特指“丽江洞经音乐”，参见于赵银棠：《四十年前一段往事》，《玉龙旧话新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页。 [⑩] 李世宗《古城科举旧话》，和湛主编《丽江古城》，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 [11] 管学宣，万咸燕篡修：乾隆《丽江府志略》，乾隆八年纂修。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翻印，1991年，第7页。 [12]杨曾烈：《丽江洞经音乐调查》，《玉龙山》1996年第1期。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3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