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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公自唐代开始进入佛教供奉，宋代进入道观崇祀，同时亦为儒学尊崇。明代嘉靖帝是由京师西南方向入嗣大统的，曾以藩邸所属之当阳成神的关公作为帝祚护佑，开始深宫秘祀。“倭乱”以后关公又进入乡里社会，成为“保土安民”的精神象征，同时亦为沿漕运商道为经常跋涉往来之士、商两界敬奉。而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以及作物品种的改良，中原地区农民祈雨也由汉唐时代的“二月二”变为“五月十三”关公诞辰或“单刀赴会”日，所以晚明时代关公崇拜实已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满洲女真本为萨满原始信仰，因努尔哈赤得到万历李太后所赐关公像，而深植于满洲皇室崇拜之中，至以“关玛法”（满语“关爷爷”之意）称之。笔者相关探讨已辑为《伽蓝天尊——佛道两教的关羽崇拜》、《超凡入圣——宋代儒学与关羽崇拜》及《护国佑民——明清关羽崇拜》数种专着，将在近期出版。关公崇拜在海外的形成和鼎盛，也与这些大背景密切相关，限于篇幅，仅缀于弁首，以启后文话端。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移民，其原因无非三端：一是战乱避祸，这主要是汉末向长江流域迁徙，唐末五代向闽广迁徙，以及两宋向江西、闽广的客家迁徙；二是商业移民，主要是唐宋社会转型期相当一部分脱离农耕乡里，转为商帮漕运，进而向南洋各地寻求发展；三是农耕移民，主要是明初“靖难之役”造成河北山东户口锐减，耕地荒芜，于是官府从山西大规模迁徙农户，以实京畿；明末清初战祸导致四川人口迅速缩减，遂有“湖广填四川”之举。其中明清易代之际，反清人士移居化外，还带有明显的政治因素。 但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干隆以后中国缘于传统耕种技术的农业，已与人口爆炸性增长形成紧张冲突，集体移民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个浪潮被后世简略地概括为“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个大规模自发移民浪潮开始时，近代的国族（nation-state，即民族／疆界）概念还没有形成，因此移民的主要动机还是寻求发展，“趋利而行”。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海外华人社会的关公信仰 相对而言，“下南洋”的历史意蕴复杂深厚，发展趋势也最为绵长。我以为至少有三重内涵，需要容纳于此题： 一是自孙吴、南朝、唐宋以来，南洋列国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地带，通往阿拉伯、非洲的转口贸易也以此为出海口，故闽广人士以此经商运输者始终络绎不绝。 二是汉唐以来中原人士即因躲避战祸不断南徙，渐次到达海陬极边，南宋以后的迁徙人士成为相对当地土著的“客家人”，但聚落多在贫瘠之地，且生齿日繁，图谋发展，故不得不再次南徙至海外创业，亦沿海上贸易信道迁徙，包括曾经参与太平军之客籍人士避祸海外。 三是近代以来内乱外侮不断，清廷迫于列强压力，听任欧美巧取豪夺，掠为奴隶，即近世所谓“卖猪仔”者。英法曾于1860年（咸丰十年）十月，强迫清朝政府分别签订中英北京《续增条约》、中法北京《续增条约》，承认他们来华招工的权力。即光绪《闽县乡土志》言：“膂力强者，用应洋人之招，为苦工于绝城，彼族以牛马视之。”民国《永泰县志》言：“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其中也包括部分有识之士效法西洋，以图自强，主动向海外寻求创业发展。故“下南洋”者反清倾向尤为显著。后话不题。 台湾学者黄华节曾认为： “清朝时自然经济和血缘团体逐渐解体，多姓村庄开始增加，并且出现了大批客商及游民。因为新生集团无法依靠血缘关系来增强团结并保护共同利益，他们求助于关羽的忠义象征，来维持这个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团体，关羽的形象便被作为交友之道的原则，从而使关帝庙更为普遍。” 这个说法大致不差，但也需要深入讨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乡里社会是由纵横两条经纬线编织而成的：一条经线是祖先崇拜，因此建立血缘关系的宗祠，就成为合族共祀，血缘亲亲的重要纽带，这也是北宋以来儒家建立“平民宗法”极力提倡和强调的；另一条纬线则是地域性神灵先贤，作为共襄盛举，睦邻友善的主要管道，这也是北宋以来开始订立“乡规民约”的出发点。晚明以来儒商合流，在各地建立的地域性会馆或行业性会馆，便是联络乡谊，制定行规，排难解纷，扶危济困的主要公共场所。正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京师《修建临襄会馆碑记》中所说： “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考，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 干隆二十八年苏州《陕西会馆碑记》，叙述更为直捷明快： “我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者，即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言，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