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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人们是如何认同自己的族群和文化的呢？目前人类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较有影响的有两种：原生论和工具论。原生论者认为“族群”是人类本身自然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一个人能够说话、能看见和能闻到东西那样，自人类有记忆以来，“族群”就存在了。原生论是英文“primordialism”的翻译，有人译为“根基论”（王明珂1997：36）。这个词来源于形容词“primordial”，有三种定义方式：时间上的第一个；元始的（original）；基础的（elemental）。例如，“器官的成长和发展中第一个出现的”（生物学的含义）中的“第一种”用的就是“primordial”这个词。最先用这个术语来描述族群的人是希尔斯（Edward Shils）。他为了解释家庭中的亲属关系的情况，于1957年首先使用这个术语。他认为家庭成员的隶属于该家庭的感觉，并不是来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而是来源于当然的血缘联结的感情。希尔斯认为，这种关系只能描述为“原生的”，而不是后来才发展来的（zkirimli 2000：65）。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是另一名赞同“原生论”的人类学家，他也曾提出一个类似的定义。他指出，对于个人来讲，这种原生的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是被给予的（givens）。那是社会经验的给予，如他们对移民的认知，对亲属的联系等。一个人出生在一个有特殊宗教信仰、说特殊语言或者方言、遵循特别的社会实践的社群，他因此得到一些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他因此就从该群体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得了原生的情感联系。（Geertz 1993：259）。他的观点具体表现在以下这段话中： 这里，原生性归属于主要是指产生于‘先赋的’——更准确一点儿说，因为文化不可避免地涉入这些事务中，所以它也是‘先赋的’——社会存在，密切的直接关系和亲属关联。此外，先赋性还指出生于特定宗教群团中，讲特定语言乃至某种方言并遵从特定的社会习俗等等。在血缘、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一致，在人们看来对于他们的内聚性具有不可言状，有时且是压倒一切的力量。根据事实，每个人都系属于自己的亲属、邻居、教友。结果，这种归属感不仅是出于个人情爱、实践需要、共同利益或应承担的义务，而且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持这种纽带的普遍维系力，以及其重要类型的序列，随着每个个人的不同、社会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但从实际看，基本上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社会和几乎每一个时代的某种归属感都源于某种自然的——有些人会说是精神上的——亲近感，而不是源于社会互动。”（格尔兹 1999：295） 工具论者则认为族群是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通过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和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Cohen 1969； Despres 1975：87－117）。人类学家Haaland对苏丹的福尔人（Fur）的研究是工具论的典型例子。他的研究表明，福尔人本来是一个定居的农耕部落，他们与另一个以游牧为生的巴嘎拉人（Baggara）之间的族群界限的维持，是建立在个人对牧场的选择与利用与否。当一些福尔人拥有了大量的牲畜需要放牧的时候，他们为了获得草场资源，于是逐渐认同巴嘎拉人（Haaland 1969：58－73）。美国人类学家郝瑞教授近几年发表了很多关于彝族族群和文化认同方面的文章。在一篇关于攀枝花市的彝族支系诺苏、里泼和水田的族群认同方面的文章里提到：为了获得某些优惠待遇，诺苏人认同“彝族”。他说：“这些优惠待遇包括获得政治上的重视，在学校里有可能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获得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指标等等。如果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就意味着放弃了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工具”（郝瑞2000：51）。里泼人虽然在文化方面很多已经汉化，但是很认同“彝族”，因为认同彝族在政治经济上可以获得好处。里泼人所在的平地乡因此而成立了“民族乡”。“由于是民族乡，平地建起了两个中型工厂，一个是水泥厂，一个是酒厂；除此之外，政府还投资了其他几个项目；孩子就学有优惠指标；在计划生育方面享受两胎的政策。国家为少数民族带来了切实的好处，这也是保留少数民族族别的原因之一”（郝瑞2000：44）。而另一个同样汉化很深的水田人却提出不愿认同彝族而想单独识别为单一民族。郝瑞的分析是因为“水田人”被汉族村子包围着，远离“诺苏”、“里泼”等彝族村庄。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得不到作为“彝族”的好处，因为人数少，政府不可能给他们设置一个“民族乡”。另外，由于历史上诺苏长期被汉人歧视，所以，水田人不愿意被认为是“野蛮的”、“落后的”诺苏的成员。他们以转用汉语、改用汉族习俗的方式来尽量显示自己与那些“高山蛮子”诺苏人不同之处。同时，他们不能割断历史上与诺苏的关系，于是提出希望被识别为不同于已经被称为“彝族”的诺苏的“水田族”，或至少希望被称为“彝族水田人”，而不是单纯的“彝族”（郝瑞2000：45－49）。工具论者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认为族群认同随不同情势不同环境变化，所以工具论者又被称为“况遇论者”（circumstantialists）。 语言和认同的关系是很显而易见的。认同某一个族群的人是很乐意说这个族群的语言的，但是并不是说不会某族群语言的就不会认同该族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也还可以认同同一个族群。例如，中国境内的瑶族，使用三种不同语言，一种是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盘瑶），一种是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花篮瑶），一种是属于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拉加语（茶山瑶），但他们都一致认同为瑶族（费孝通1999：7）。相反，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不一定就认同同一个族群，比如中国的回族和满族，现在都使用汉语，但是，不认同为汉族。我们在考察彝族的情况时，语言文字在其文化认同中是起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人们对本族群的语言和文字普遍有很好的感情，如果谁能说该族群的语言，就会显得格外亲切，然而，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它的作用和其它工具没有什么差别。打个比方说，杀牛可以用彝族传统的用斧头打死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现在汉族用刀杀死的方式，还可以用枪打死。使用斧头、刀或枪是不同族群的不同习俗，然而我们不可以以此来区分族群界线。不能认为用斧头打死牛的是彝族，用其它方式让牛死去的方式就不是彝族。文化虽然相对稳定，但还是要变迁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某一习俗正是文化在某一时间片段的反映，几十年以后的文化和今天的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彝族人的眼力，或者在一些年轻人的眼里，西服是汉族的服装。可是，汉族不一定这么看，年长一些的人都知道，西服来源于西方。几十年以前还穿旗袍的中国妇女，今天可能要穿西式连衣裙，然而，不管穿什么，用什么，族群认同是相对固定的。我说了这么多，主要是为了想说明，语言是和上述工具是一样的，使用这个工具，符合当事人的心态固然很好，皆大欢喜，然而，一个人转用了其它语言并不代表这个人的族群身份已经改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