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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畲族凤凰崇拜的前身与东夷鸟图腾崇拜有相似之处即判断这两者之间有渊源关系，似乎显得过于单薄，但盘瓠传说中的“高辛帝”所传递的信息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判断的合理性。在畲族的祖图和盘瓠王歌中，高辛帝是最高权力的代表，盘瓠的诞生、成长、请战、变身、婚配及拓荒的整个过程均与高辛帝密切相关。高辛即帝喾，这在许多古文献及后世论著中都有明确表述，如《史记·五帝本记》索隐：“高辛，地名，因地为号。喾，名也。”帝喾是东夷一支的首领，这也已为学术界所公认（16）。所以被奉为畲族始祖的盘瓠，实际上与东夷有着血亲或姻亲关系，因而盘瓠的初始本身就具有鸟图腾族属的特殊身份。《史记·殷本记》载：“殷契母曰简狄，……为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个记载虽属神异，但它形象地说明了帝喾——玄鸟——殷契3者之间的关系。对照起盘瓠传说中诸如“大耳婆”、“卵”等有关盘瓠诞生的细节，从中同样可以悟出高辛——鸟——盘瓠3者之间的关系，亦即始祖——始祖之图腾——后裔之间的关系。此外，《史记》及《诗经》中有关“玄鸟生殷契”的记载，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在浙江丽水、景宁一带畲族中广为流传的“凤父龙母”的神话故事。对比其中细节，两者如出一辙。传说天上飞来一只金凤凰，生下一个凤凰蛋，蛋中诞生出一个胖娃，取名“凤哥”（或叫“阿郎”），由百鸟养大成人，并战胜妖魔，娶龙女为妻，这就是畲族的祖先。除了传说，畲民还举行隆重的祭礼活动，以纪念他们的图腾神祖先（17）。神话传说的内容固不可信，但它的产生必有特定的历史根源，是对历史真实的虚幻折射。“凤哥”的传说反映了畲族传统文化中对凤凰（鸟图腾）崇拜的虔诚与执着。 畲族服饰以黑、青、蓝色为主色调，这是畲族文化的另一显著特征，尤其是黑色，凡凤凰装等重要礼服必以黑布制成，这与汉族尚红的传统载然不同。东夷亦尚黑，山东龙山文化陶器中夹砂黑陶、夹砂灰褐陶和磨光泥质黑陶古绝大部分（18），即是尚黑的具体表现，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蛋壳黑陶，更是东夷以黑为美的典范之作。东夷尚黑的原因与玄鸟图腾崇拜有关。《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即由东夷发展而来（19）。《说文》：“水黑曰水玄”，“黑也，从二玄”，“玄”的本义是黑或黑中带赤色。“可能古时先民缺少对颜色细微变化的分辨能力，或者由于文字还不够多，便将同类色、相邻色、相近色统称为一种颜色，于是将黑、苍、青、蓝、灰、深绿、褐色等统称为玄色”（20）。可见，畲族尚黑、青、蓝，亦可在族源及其图腾信仰上找到一脉相承的传承性。另外，在“醮名祭”仪式中，做过“醮名”度身入录后的男子即成为“度法师”，或称“东王公”，女子的类似仪式则称为做“西王母”；有的地方在仪式中，要请有声望的“法师”及其妻子分别充扮“东王公”和“西王母”，并接受“学师”者的礼拜。东王公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男神，亦称“东皇公”、“东华帝君”、“扶桑大帝”（21）。“东”、“东华”和“扶桑”均指太阳而言。《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毕载于鸟。”“汤谷”是太昊、少昊族的发祥地和聚居地，也是祭日的场。“扶桑”则指长于汤谷的一种高大树木，所谓“扶桑大帝”正是东夷拜日与拜鸟图腾的产物。《神异经》载：“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人形鸟面而虎尾。”这种形象与江苏镇江发现的南北朝画像砖上的“蚩尤”形象完全吻合。至于“西王母”，有学者已考证出她实为东方之神，其居所即东夷领地的中心泰山（22）。可见，畲族“醮名祭”仪式中的“东王公”、“西王母”，乃是畲族在其礼仪中表现出来的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复合心理，仪式过程中两者所充当的角色，无疑是“学师”后的人在本族社会、宗教地位改变的象征，或是代表着入录为祭祀集团之成员的中介和标志。 畲族长期与汉族交错杂居，双方文化必然产生互动与融合；由于汉文化相对而言处于较具优势的地位，因而畲文化受汉文化影响总是表现出本体特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和逐渐向汉文化趋同的态势。盘瓠崇拜由于处于孤立的地位，并不断受到汉文化对“狗”的排斥心理的冲击，已经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变化，如对盘瓠的称呼由“狗头王”变为“龙犬”，又变为“龙麒”，祖杖上的狗头也变成了龙头，等等。这是畲汉两族文化互动的结果，也是畲族引进汉文化中最经典的概念——“龙”并与本族文化相柔合的产物。另一方面，畲族服饰、礼仪、神话传说中又蕴藏着浓厚的凤凰崇拜观念，且畲民对其服饰的解释也没有任何犬图腾的痕迹。对于这一事实，有学者认为“服饰上赋予凤凰的解释，是犬图腾观念转变的又一表现，是与引入汉文化‘龙’的崇拜观念同时的，是汉文化对畲族涵化的又一体现”（23）。从上文分析可知，这个观点是有偏面性的。畲族的凤凰崇拜与其先民的鸟图腾崇拜是一脉相承的，“凤凰”的观念虽也是汉民族的典型文化特质之一，但畲族的凤凰崇拜只是对“凤凰”这个概念的一种称谓式、符号性的引用，其实质所隐含的则是深厚悠久、连绵不断的历史渊源；它也是鸟图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合理发展，而不是毫无本源的一味引进。关于畲族文化中“龙”与“凤”的关系，与其说它们是在受汉文化涵化过程中的同步引进，还不如说是因“凤”而引“龙”。这一点可以从“凤父龙母”神话传说的叙事结构上得到启示：“凤”是畲族固有的鸟图腾崇拜的历史延续，“龙”则是顺应自然的汉文化因子的吸收，并由纯概念的引用逐渐发展为盘瓠崇拜在一定程度上质的改变。诚然，由于长期被忽视，有关畲族的凤凰崇拜还存在许多尚待研讨的问题，如：凤鸟图腾在畲族历史中的发展环节与脉络如何？除鸟图腾崇拜外是否能找到更多有关畲族与东夷关系的历史依据？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将大大促进畲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并有利于我们对畲族的历史、文化作完整全面的考察与把握。 注释： ①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畲族研究论文集》（油印本），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印1985年2月。 ②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40～144页。 ③同②，第1页。 ④潘宏立：《福建畲族服饰研究》（油印本），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5年，第6页。 ⑤霞浦县民委：《霞浦县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6页。 ⑥同①。 ⑦同④，第79页。 ⑧同①。 ⑨同①。 ⑩雷鸣阵：《从太阳崇拜看畲族与东夷的历史渊源关系》，《福建民族》1994年第2期。 （11）《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一部《始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85页。（12）蒋炳剑：《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4页。 （13）李亦园：《章回小说〈平闽十八洞〉的民族学研究》，《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4年，第38页。 （14）张崇根：《畲族族源新证》，《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 （15）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7～42页。 （16）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17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1页。 （17）沈其新：《图腾文化故事百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40～142页。 （18）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97～101页。 （19）同（15），第91～93页。 （20）同②，第69页。 （21）《华夏文化辞典》，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21页。 （22）吕继祥：《关于西王母传说起源地的探索》，《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 （23）同④，第79页。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04期，第96－10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