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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如月，人心似江，月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茶道源起何时。初创于何地，内涵何意。曾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提到“茶道”，人们大多还都将其视为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2006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推出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可以说是目前现有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规模最大、收条最多、信息量最丰富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在这部词典里，首次收入了“茶道”一词，称“茶道”是“通过沏茶、品茶以及相关的礼节来联络感情，陶冶性情的饮茶活动，盛行于日本”。如今，包括很多中国学者在内的众多日本文化研究专家们，也都一致认为“茶道”是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它创始于村田珠光，经武野绍鸥，集大成于千利休。 这种“茶道”发展史共识的根据，来源于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在该书开篇部分有如下一段话： 宗易（千利休）说：珠光有两个弟子，叫宗陈和宗悟，绍鸥就是师从这二人修行茶之汤的。宗易的师傅也不仅是绍鸥一个人。能阿弥的侍从中有个叫右京的人，壮年时，跟随能阿弥习茶，但后来退隐到堺居住，名号空海。在同一个地方有个叫道陈的隐者，二人情投意合经常在一起交流，空海就把茶道详细地传授给了道陈，而道陈和绍鸥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就茶进行研修切磋，宗易当时名叫与四郎，从17岁时就格外喜好茶，起初跟随道陈习茶，后经道陈引荐成为绍鸥的弟子。 这段话记述了日本茶之汤的两条发展脉络：一个是以侍奉幕府将军的能阿弥为首的贵族茶，其传承系谱是能阿弥→右京（空海）→道陈→千利休；一个是以珠光为首的庶民草庵茶，其传承系谱是珠光→宗陈和宗悟→绍鸥→千利休。这两条发展脉络都是在千利休这里汇合，因此才有了千利休乃日本茶之汤集大成者之说。恰是被奉为集大成者的千利休将村田珠光奉为日本茶之汤的创始人，所以后世习茶者便因袭此说，不求甚解的后学也跟着以讹传讹。于是才形成了今天这种所谓的“茶道”发展史“共识”。 但是，这种所谓的“茶道”发展史“共识”并不可信，理由如下：首先，被视为日本茶之汤圣典的《南方录》于17世纪后期方才问世，书中记载的很多内容明显不属于千利休所生活的时代。对于那些无法判断真伪的内容。究竟有多少是千利休所为，没有谁能说得清楚。其次，关于所谓的“茶道”开山鼻祖村田珠光，其身世也一直是个谜，至今仍然无法用史料来确证这个人物的存在。而且，就连“茶道”一词开始见诸于日本的相关文献，也只是17世纪中后期的事，此前及其后乃至今天，人们在称谓独具日本特色的茶文化时，更习惯使用的是“茶之汤”或“佗茶”这种称呼，而非“茶道”。 虽然很多学者都称“茶道”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但其独特之处何在，却又语焉不详。韩国茶道研究家金明培，不仅坚决反对把茶道视为日本独特的文化，而且还指出“也不能因茶叶、茶种、饮茶的风俗皆源自中国，就断定茶道的成立也是中国为先”。那么，这位金先生认为茶道初创于何时何地呢？他认为，因为新罗时代的花郎曾制作了吃茶用的樱花筒。特别是韩国有“全罗南道罗州郡茶道面”这一地名，所以可以断言是新罗时代的韩国率先创立了茶道。金先生欲维护韩国民族文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如此论断还是难免有些牵强。且不说一个小小的饮茶器皿的真伪，所谓的“茶道面”，其实也不过是1914年进行行政区域重组时，将原来的“茶庄面”与“道川面”合并时诞生的新行政区划名称而已，它与我们要讨论的“茶道”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金先生的做法不禁使人联想起近年来韩国一部分人抢注中国文化的行径。从2005年的端午节申遗，到2008年的针灸标准之争，在过去几年间，韩国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展开了文化争夺，如自诩为印刷术起源国、人参宗主国、豆浆发明国等等，甚至连孔子都被宣称是韩国国籍了。 与敢于放言的部分韩国人相比，中国学人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心情上虽然毫不逊色，但在表达上还是谨慎多了。虽然中国古代茶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但大多是吉光片羽散见于浩瀚的典籍之中。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对茶文化资料的挖掘、整理及研究都还很薄弱，以至于在《新华辞典》、《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中均无“茶道”这一词条。一些茶业界、的有识之士，虽然也都异口同声地主张中国既是茶树的原产地，亦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所以茶道的创立也必是中国为先，但却不敢断定“茶道”本为何国语言，于是新创了“茶艺”一词来替代“茶道”。 “茶艺”这个调，最初还是由台湾的茶文化爱好者们创立的。“1977年，以‘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为代表的一批茶饮爱好者，提出恢复品饮茗茶的民俗，有人提出‘茶道’这个词，但是，有人指出‘茶道’虽然建立于中国，已为日本专美予前，如果现在提出‘茶道’怕引起误会，以为是把日本茶道搬到台湾来：另外一个顾虑，是怕提出‘茶道’这个词过于严肃，中国人对于‘道’字特别庄重，认为‘道’是很高深的东西。要让人们很快就普遍接受可能不太容易。于是提出‘茶艺’这个词，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而定案，‘茶艺’一词就这么产生了。”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陆掀起了茶文化热，“茶艺”也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产茶盛地自不必提，很多非产茶地的大小城市中亦可见形形色色的“茶艺馆”。直至今天。谈到中国茶文化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起初作为“茶道”的代名词而被创出的新词“茶艺”。 但是，随着对茶文化资料整理、研究的进展，学人们发现，“茶道”一词早在唐代就已经散见于各类文献了。例如，“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封演《封氏闻见记》）等等。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陆鸿渐，即《茶经》的作者陆羽。唐代诗僧皎然与陆羽是“缁素忘年之交”，封演与陆羽也是同时代的人。既然封演称陆羽的茶为茶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陆羽的旷世名著《茶经》来具体地探讨当时的茶道内容了。简言之，据目前所能查阅得到的史料而言，《茶经》中记述的内容不仅是陆羽的茶道，同时也应该是“茶道”一词的本义所在。所谓“茶道”的本义，大体可界定为以养生或养心为目的的制茶、吃茶的技法和精神理念。可以说，陆羽的《茶经》首次把饮茶从生活领域提升到了精神品饮和艺术创造的高度，确立了茶道的表现形式与富有哲理的茶道精神。诗僧皎然和茶人封演则赋予了中国茶文化以“茶道”之名，方才有了“茶道”概念的传世。 “茶道”传到日本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有名无实的发展时期。但作为意味着吃茶之技法和精神理念的专门用语，“茶道”则是从17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在日本的文献中，而更广泛的使用却是在19世纪以后。在日本，经过几代茶人对“茶道”的取舍、创新，才形成了真正独具日本特色的“茶之汤”。即使是在今天，虽然很多茶文化的出版物均冠以“茶道”之名，新闻媒体也是习惯使用“茶道”的称呼，但就在“茶道”一词被泛用的同时，“茶之汤”也仍然被广泛地使用着。 由此可见，说“茶道”是源自日本或韩国显然都是不确切的。中国既是茶树的原产地，亦是最早发现和使用“茶”这种植物，并将其发展成为自古以来唯一名之为“道”文化的国度，这是无争的事实。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