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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的民间文化研究面临着重要发展机遇，也面对着重大挑战和困境，前景是喜是忧还要看其从业者的选择、作为和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此时让人不由地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在那场思想解放之后的近乎“百家争鸣”的大讨论中，作为本应参与其中的重要学科的民俗学、民间文化研究却几乎没有声音。这种失语和失声与学科刚刚恢复、元气不足有关，但同时亦显示出民俗学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我们都知道，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存在的理由是要能够面对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问题，能够在学科背景和特有的知识结构中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在面对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时，学术研究者应该有所担当。在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头一个十年中，很遗憾，民俗学和民间文化研究并没有能够提交令人满意的答卷。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进入新世纪和日益全球化的社会呈现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乃至种种另类的非主流文化纷至沓来、复杂交融的状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更标志着社会对于多元文化、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重视，同时也明白地显示出对于有社会意义的、专业的文化研究的需求。然而，社会需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学科能自然而然地发展壮大，如若不能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学科依然只能处于可有可无的、可怜的边缘地位。若是翻开一本专业刊物，映入眼帘的依旧与二十年前的论题似曾相识，怕是我们自己都会觉得乏味和没劲。 每门学科都有着自己的、基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学术传统，而传统是一个流变着的、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它存活于现在，连接着过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因而我们才有可能在现实中研究传统和为现实乃至未来保持传统。保持传统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食古不化，从学科角度而言也不意味着守住各自的界限和地盘不动。学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源自于根据研究对象的变化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社会科学的任何学科都是根据社会现实和社会变迁的需要演变和更新自身的。与民间文化研究最为邻近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就提供了这种更新的最佳例证。众所周知，这门学科发端于西方的殖民扩张，起源于对“他者”和“异文化”的淘金式的发现和探索。但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原始的”族群和文化已经踪迹难寻，“我”与“他”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于是，人类学在时代和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极大地扩展了研究领域，它在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已将其“淘金者的眼光与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对于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研究中，并使自身具备敏锐的政治感和历史感。我们看到，它进入的领域几乎无所不包——除了发达的、欠发达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与文化外，还有现代经济和金融领域，如对股票市场的人类学研究，高科技领域，如对生物工程、干细胞实验室的科技人员的人类学观察，全球化过程，如对麦当劳、转基因技术等跨文化现象的讨论等等。人类学的演变让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传统，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学术传统，都不能仅仅是守护，单纯守护会导致抱残守缺；对待传统的正确选择应该是扬弃，是发展和更新。在此不妨借用一下鲁迅先生对于国粹的态度：要我们保存传统，也须传统能保存我们。 保持并扬弃传统对于学科而言意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学术品格。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民间文化研究的社会科学化的过程。扩展视野，开放思路，从一种本土学问的局限中脱离出来，融入社会科学世界，应该不难成为这一领域中研究者们的共识。在《试论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郭于华，2004）一文中，我曾简略地梳理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特征。从世界民俗学早期的实践和学科界定中，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它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一是口述，二是传统。前者是其主要的存在和表达形式，后者则旨在强调其历史传承特性。这并非是在理论和方法上，而是在对象特征上能与相邻学科稍有区分的地方。从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亦不难看出，口述和传统也同样构成其学科的特性，而且仍然是当今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对象既然都可以“被包含在文化的一般概念中”，那么也说明民间文化研究完全可以作为广义的人类学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 融入社会科学世界并更新自身的学术品格，要求研究者以研究问题为核心进行工作，拿出代表该领域的高质量成果，对社会文化现象做出解释，并对理论发展有所贡献。我们当今所面对的且身处其中的社会是一个孕育、生成于传统社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文明治理，今天又正在发生巨变式的社会转型的社会，由此，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资源，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前现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共产主义文明的新传统、市场资本主义对传统的改造或重构以及三者之间的复杂交织关系。这几个维度同时也应构成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独特性和学术灵感的来源。 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尤为需要米尔斯（Wright Mills）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我将其理解并拓展为至少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穿透历史与现实即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洞察能力，以及对一种文明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的解析能力。面对文化传统，面对共产主义文明的新传统，面对当前社会转型中的新民俗、新文化，民间文化研究应当是做出学术解释和分析的主力学科。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需要研究者具有好的问题意识，即能够提出并回答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真问题、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时也是具有学术意义和潜力、能与相关理论构成对话的学术问题。研究的设计和研究方法包括热门话题、“田野工作”都应该由问题所引导而不是由学科的划分所引导，也就是问题决定方法而不是反过来方法决定问题。 谈到问题意识似乎是一种老生常谈，让人感觉那是不言而喻的。但只要我们看看许久以来业内的研究成果就不难发现，大量的缺少问题意识的“研究”充斥其中：为描述而描述、为考证而考证的内容常常使人不知所云或不知何为；没有问题意识和现实感的单纯的溯源近乎无聊的猜谜游戏；此地有此俗、彼地有彼俗、它们之间又有什么相同或区别的情况介绍更是多如过江之鲫。当然，这些东西可以有人来做或许应该有人来做，但民间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却不该如此。 提出问题和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回答问题，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属性。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学术写作就成了新闻报道、政策分析、情况介绍、故事讲述，而且是上述形式中比较拙劣的作品。因为论新闻报道和情况介绍我们不如专业记者和媒体人士，论出谋划策有各类政策研究室和智囊人员，论讲故事我们还比不上民间讲述家，那么还要这些研究者干什么？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以独特的、有创见性的研究回答社会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为多数人洞悉事实，破解谜题，去除蒙昧，将研究发展成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研究的学术使命与社会意义融合为一。 有了好的问题意识，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头脑空空的田野工作者，而是能够以问题为中心，在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理论指导下，从事有效的、有意义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这样的研究不是猎奇（事实上一个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全球化的世界已无奇可猎），不是单纯地描述（民族志写作经常被误认为是单纯地描述文化的作品），而是通过研究回答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并且通过问题的回答进行理论的推进和创构。就此而言，扎根于民间文化的土壤，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民众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同样能够成为具有理论构建能力和高度理论意义与雄心的研究成果。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