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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7日，用吴语方言记录稿与普通话整理稿对照印刷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常熟市古里镇人民政府、中国俗文学学会编，周正良、陈泳超主编，学苑出版社版)在北京大学举行首发式。在我国民间文艺学史上以个人讲述和吟唱的作品出版文集的，特别是以科学的方法记录的，为数不多，陆瑞英是这很少的几位民间故事讲述家和歌手中的一位。 陆瑞英是50年前我在白茆调查采访过的当地山歌手。举行陆瑞英作品首发式的那天，我应邀躬逢其盛，当面对陆瑞英和以自己的辛劳与科学研究方法而把陆瑞英推向读者和学术界的陈泳超、周正良表示了祝贺。这次见面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一些回忆。 1958年第1期《红旗》半月刊上发表了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长文，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搜集新民歌的信息。(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收入《周扬文集》第3卷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快我们便知道了毛泽东主席3月22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关于搜集民歌的号召。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那时，对此我们倍感兴奋。 毛泽东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的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我所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的职责就是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体制下，毛主席的号召就是命令。我和《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老编辑铁肩同志在研究部主任路工先生的带领下，立即起身冒着料峭的春寒，赶赴山东烟台的芝罘岛去做采风调查。那里的果农正忙着在苹果园里剪枝、浇水、松土，我们没有什么收获。于是我和路工又从烟台转道到了南京。此时的江南已是春意阑珊。我们在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省文联主席李进(夏阳)、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的建议和指导下，来到了著名的吴歌之乡白茆。 在白茆乡公所的办公室里，县文化馆和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第一个就把陆瑞英找来。那时，陆瑞英是乡里的卫生员，以唱四句头山歌在当地颇有名气。在过去白茆塘的山歌对唱中，她曾经被推选为对唱的首席女歌手。她的肚里不仅贮藏了许多传统山歌，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能够在后援者的支持下临场即兴编创。 从全国来看，此时“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但农村里人民公社还没有诞生，农村的主流建制还是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是7月份以后才陆续成立的。我们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第一是要调查当地新民歌创编的情况，第二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搜集些新、旧民歌回去。新民歌创编的情况，是由乡里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的，而搜集民歌，则主要靠陆瑞英给我们演唱了。 我们听到的毛主席关于搜集民歌的讲话，有不同的版本，根据周扬文章和当时北京文艺界争先恐后召开的座谈会所提供的信息，我们体会，主要是搜集新民歌，即“大跃进”民歌，但也有的说，毛主席还说，旧民歌也要搜集。所以当我们对陆瑞英说要她唱民歌时，她的意识中，也是在完成一项光荣的任务。 在那个狭窄而又光线并不充足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对面的陆瑞英，从“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山歌万万千;南京唱到北京去，回来还唱两三年。”之类的“引歌”开始，一路给我们唱下来，既有新民歌，也有旧民歌，但主要的还是当地人耳熟能详的旧民歌、蓐草歌和莳秧歌一类的劳动歌。也给我们唱了几首“盘歌”;“盘歌”富有知识性和情趣性，语言机敏而曲调高亢，给我们以阡陌山野间的开阔感舒展感。但她没有给我们唱情歌。我们知道，情歌只适合于在田野里唱，而不适宜于在家里和在室内唱，尤其是与我们面对面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