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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有资料和数据，还是不够的。要形成社会记忆，还需要唤起这些记录的装置。在阪神大地震灾区，各处都有殉难者的纪念碑。现在的不完全统计就有236处。这些纪念物遍及学校、社区、工厂、车站等公共空间。时刻提醒着人们别忘记那悲惨的一页。每年1月17日的地震纪念日，市民团体还组织步行祭拜纪念碑的活动。他们编制了纪念物的分布图，殉难者的亲人朋友沿着图示的路线一起行进，共同缅怀逝去的亲人，互相安慰破碎的心灵。 这些纪念物和定期举行的活动，纾解了受灾者的精神创伤。也使整个社会不断唤起对灾害的记忆，避免随着时间的流逝，灾害的记忆被“风化”、消失。 灾害的“文化化” 无论人类文明多么进步，我们终究无法摆脱自然灾害的发生。近几十年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和地质滑坡等，大多是由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但从反面说，灾害往往成为人类进步的推进器。日本学者藏持不三也研究欧洲黑死病的历史。他提出了灾害的“文化化”的视角。所谓的“文化化”，是“把自然-兽性对人类社会文化的破坏力转换成为文化创造的力量”。藏持在他的专著《黑死病：欧洲的民众文化和疫病》中，通过对黑死病在欧洲流行过程的分析，在介绍黑死病对人类生命、文化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进而指出了黑死病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作用。黑死病夺去了欧洲近3亿人的性命，但在和黑死病对抗的过程中，人类发明了检疫制度，确立了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焚烧的制度体系，形成了公共垃圾箱的设置，公共浴场的建立等公共卫生的种种规范，防疫医学的概念也由此产生。同时，欧洲人通过纪念碑、纪念活动、文艺作品等，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并通过持续不断的纪念活动，唤起这些历史的记忆，使其成为整个欧洲社会文化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这次汶川地震，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地震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种种变化，比如民间志愿者空前活跃，人与人互助意识的提高。地方对口援建产生的对国家认同的直接体验，重建时对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防震标准的提高等，都是通过在同灾害抗争的过程中社会进步的标志。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不单纯是悲伤和牺牲，它同时意味者变革和创造。 为了忘却的记忆 2008年8月，在书店震灾书籍专柜上，笔者发现了两本和汶川无关却和地震有关的书，一本叫《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和汶川地震书籍的“感动、震撼”的基调相比，它的笔触则显得冷静、平淡。唐山、天津、北京的61位地震亲历者讲述了自己受灾、获救的经过和自己后来的生活经历。淡淡的哀愁、深沉的思考是贯穿全书的脉络，救灾和感恩不再是地震记忆的惟一视角，人们开始思考地震发生后我们社会的各种反应和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原因，地震对个人人生的影响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等深层次问题。地震过后30年，这些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民间记忆被重新挖掘出来，足以表明我们的社会需要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留给自己和后代。 另一本是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可以说是惟一能称得上全方位记录唐山大地震的作品。它的魅力是每一个读过它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该书1986年出版以来，1996年推出修订版，2005年又出版了30周年纪念版，足以说明这本书的价值。钱钢把大量个人的体验和科学的统计结合起来，像法官通过各种证据再现案件、历史学家根据大量史料重构过去一样，把唐山地震的全貌展现了出来。作者没有把唐山大地震仅仅作为一个特殊的突发事件来处理，而是把地震作为人类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来讨论当时的唐山和中国。它不但有铭记死亡、传达地震的恐怖为今后的防灾减灾提供借鉴的作用，而且会促进有关地震的社会记忆的积累，提高整个社会传承的持续性，防止灾害记忆的风化和消失 我们期待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的有关汶川地震的真正记录早日出现，惟有如此，“不要忘记过去”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汶川地震才会成为我们社会的共同记忆。 一位西方哲人曾说：没有一个农人会因贪恋田园风景而放弃耕作，也没有一个牧人会因观赏落日的绚烂而忘记回家。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一个受灾者会永远沉迷在悲哀和感动中忘记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会把一切拉回到原来的轨道。在灾区，地震的痕迹将一点一点消失，时间会让一切记忆模糊，但是，下面的新闻会让我们警醒。 1998年3月26日夜，日本神户市中央区第七临时住宅所，一位67岁的老人孤身一人死去。至此，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以来三年，这种“孤独死”的人数达到200人。 2009年4月20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于凌晨两点左右，在家中自缢身亡。据说，这是汶川地震后自杀的第三位干部。 地震过去了，但是它还在杀人。 从唐山到汶川，这段历史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我们需要记录这段历史，把千百万个人的体验、经历记录下来，并转换成我们民族的记忆。这是我们对后代的使命，也和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灾害并不是在我们忘记它的时候发生，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它而发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