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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早期从事边疆民族考察的学者在西南地区汇聚最多，显示本地民族状态远较其他边疆地区为复杂。当时有些学者曾对西南少数民族之调查研究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本地人群大多早已汉化，民族调查所作之“民族”识别反而会影响中国民族的团结。即使在中国民族识别完成后，部分西方人类学者仍基于其对“民族”及“族群”（ethnic group）的认知而对西南民族分类与识别表示异议，西南各民族内部之地方族群亦有重新识别的吁求。本文将说明造成此现象的一些地理环境、人类生态、历史（含历史事实、记忆与心性）背景，并藉此强调结合人类学、历史学与现实关怀的反思性研究之重要。 关键词：西南民族；复杂性；民族识别；传统分类；近代民族化过程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1949年间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而这些工作又绝大部分集中于西南——川南、川西、湘西及云贵大部分地区。当时不只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成员如此，一般而言，20世纪上半叶从事边疆民族、民俗考察的民族学者们在西南地区投入了最多的人力、物力与心力。 那是一个民族主义下之国族建构的时代。由于国族称作中华“民族”，少数民族亦称“民族”，因此当时有些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之调查、研究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本地人群大多早已汉化，民族学者调查、识别各个民族，可能有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之嫌。当年学界巨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曾反对吴文藻、费孝通等先生在云南的边疆民族研究。在一封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他称：“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夫学问不应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②鼓励西南边疆非汉人群汉化，这是国民政府时期颇流行的观点，表现在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上。 即使在中国之少数民族识别完成，西南各地方族群分别划归于25个少数民族后，部分西方的学者基于对“民族”及“族群”（ethnic group）之概念性认知，仍常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分类与识别表示不同的看法③。在西南各少数民族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些地方族群或也有成为单一民族的吁求。更普遍的是，在一民族内各地方族群常有对“本民族文化”之多元建构与争议。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类“族群”特质，使得当代西南地区之民族状态如此复杂？为何学者对中国近现代之西南民族识别、分类有如此多的争议？为何在当代西南若干民族内部，人们对于何者为本民族文化也有许多不同意见？以上这些问题涉及：（1）在成为民族之前，西南各非汉人群之族群性；（2）近代民族化之时代背景，及其在长程历史上的意义；（3）基于以上之历史与历史民族志知识，我们应如何思考学术价值与现实关怀之问题。以下我拟以一些例子来说明我所了解的一些西南地区之族群性，说明近代的民族化过程及其意义，并以此反思20世纪上半叶以来之民族史与民族志之研究典范及其变迁，以及相关的现实关怀变化。 从这次大理会议的主题“跨越边界与典范”④来说，以下我要探讨、阐述的边界，是有关族群与民族的边界，也就是族群边界的性质，与近代民族边界之建立过程等问题。另外，关于典范，我们可以将帝制中国与其边疆当作一种政治现实下的旧典范，今日民族主义下的中国及其少数民族当作一种近代形成的新民族政治典范，我们可以探讨、比较此两种典范及其间的变迁。当然此也涉及学术典范，即在何种学术典范下，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完成有关中华民族之历史与民族知识建构，并藉此完成国族内的少数民族分类、识别，而且这些学术典范在近二、三十年来又是如何受到新学术风潮（如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风）的冲击，以及我们应如何面对这些新的学术风潮。 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主要是在羌族方面，除此之外，我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缺乏田野研究。因此以下特别是有关云、贵各地族群的分析，我所依据的大多是文献资料——包括本地人所书与传统汉文献——两者所涉及的地域与族群都有其局限性。因此，以下我所描述的中国西南人群的族群特质，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西南各地方族群，而是随着我所引用的文献有特定的时、空、人群指称范围。 一、民族化前夕西南各非汉人群之族群性 中国西南地区以云贵高原为主，另包括湖南西南与广西西部的山地丘陵，以及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高山纵谷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变是其特色。千百年来人类便在此多元的环境中，以各种混合生计手段来利用不同的自然环境区位，以获取生活资源。为了利用、保护与共享资源，人们也以血缘或拟血缘关系凝聚为种种群体，如家庭、家族、共祖之部落或村落、同源之族落等等，这都是广义之“族群”。在民族化之前（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西南地区各非汉族群之族群性自然是相当多元且各具特色。本文以下所描述的，只是一些在西南民族中常见的族群特质。 首先，由于自然环境之多元区分，也使得共有、分享与竞争这些环境资源的人类在族群认同上极端分化。人类的族群区分常以身体符号来表达。在体质无明显差异的人群间，人们常以文化来创造、改变身体特征，如文身、拔牙、穿鼻与拉大耳垂等等，更普遍的是以服饰、发饰作为身体的延伸，以表达族群认同及与他族群间的区分。在西南地区，各区域人群在体质上差异不大，或根本无差别，因此人们常以服饰、发饰来创造“我族身体”，并藉以区分我族与他族。这样的族群现象在本地或已有很长的历史。西汉早期司马迁在《史记》中，便以发饰、生计等来区分各个西南夷族群。更早，滇王墓出土的一件铜器上有成组之人物形象，可能为向滇王进贡的各方人群，人物造型上也强调其发饰、服饰区分［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称，被视为“盘瓠子孙”的湘西武陵蛮，“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班兰，语言侏离。”［2］此段文字所称的“衣裳班兰”，显示各族群竞相藉由衣裳所雕饰的“身体”来夸显本族群之认同，以及与“他者”间的区分。“语言侏离”更表现各族群间由于缺乏沟通而造成的语言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