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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卓越移动能力的游牧人群以及他们与定居人群互动的历史，对我们了解“过去”与“现在”有何启示?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出现，历史上他们与长城内定居农业帝国的互动，对我们了解由“过去”到“现在”的变迁有何启示? 启示不同于理解；理解产生自一种“解释”(explanation)，而我期望，启示得自一种“诠释”(interpretation)。历史解释建立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安排上，由此历史(记忆与叙事)产生其现实意义。历史诠释则将历史事件(包括历史书写)作为一种表征，分析产生此表征的社会本相，以及人在其间的情感与意图。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产生对历史(所谓史实)的争议，因此也常导致各自坚持其历史的人群间的矛盾与冲突。而我所称的历史诠释，并不争论表相式的历史事实，而期望从表相中了解本相。此也是一种启示知识(knowledge of revelation)。希望知识能让我们了解“过去”，因而对我们所处之“现在”有多一些的认识，也期望能因此化解人群间的冲突与敌意。以下我从边界、移动与抉择三方面，说明对汉代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间的互动之新诠释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边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范定在层层的边界之中。最主要及最基本的是我们所存在的空间，对于人来说，得以生存的资源环境边界；过于干旱的沙漠，荒寒的冻原，不宜植物生长的高原，野兽噬人的森林，难以立足的沼泽。层层的自然环境因素都对人造成种种“边界”。在这些自然环境边界内，人利用种种办法来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也设法突破自然环境对人类造成的边界。在人类历史上，自新石器时代驯养动物与种植作物以来，人类便在扩张其可利用的资源边界。而其中一个巨大的突破，便是利用草食性驯养动物的游牧。约自公元前1000年开始，人们先是利用马、牛、羊，后来又利用骆驼、牦牛、驼马、驯鹿，让人类活动的足迹广布于农人难以利用的欧亚草原，并逐步深入沙漠、冻原，攀上高山、高原。 其次，利用种种生计手段利用环境资源，人类普遍以“结群”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这又造成了一种“边界”。这些共享与保护资源的人类社会群体，如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也造成家族与家族间、部落与部落间、国家与国家间的“边界”。再来便是，在家庭、部落与国家内部还有一些次群体，因此他们间又有些“边界”。如在游牧社会之多妻家庭中，每一妻子与其亲生子女形成一次群体，而与家庭中其他的母亲/子女群体有所区别。部落中常含有更小的部落，通常也是一家族部落；部落与部落间，小部落与小部落间，皆以各自的“祖先”来团结与区分。如此便形成大的外层边界内，又有其内层边界。 各个人类群体内还有性别与阶级边界。男性与女性有别。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男女身体之别被强化为性别“边界”，如此区别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社会权力与资源共享。人类社会中又常有王室、贵族、武士、平民、奴隶，或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本地人与外来者，等等之区分。经常，透过一些历史记忆，王室、贵族、武士等为征服者之后裔，平民或奴隶为被征服者之后裔。即使在今日“公民社会”。在共享公民权利的人群中“历史”仍造成意识形态上的边界，以区分谁是社会主流(主要民族或族群)，谁是社会边缘(外来新移民、原住民与少数民族)。 种种边界的维持，也是维持一种秩序。边界维持赖于人类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及其施于个人的威权，这是将个人约束在“边界”内最现实的情境与力量。边界维持又赖于支持此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相信“历史”，生活在“历史”中，也让我们接受“历史”所造成的社会人群边界。种种人群边界的维持，又赖于神话、宗教信仰。神话将一层层边界外的人群世界妖魔化，让本群体的英雄祖先神圣化，因此边界让人恐惧而又崇敬——边界使得圣洁与污秽成为一体两面。宗教，特别是护卫神信仰，以神作为人群资源边界的守护者，让人们不敢暴露在本族之神守护的边界之外，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①。边界与秩序之维持，又赖于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些历史叙事模式与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人们的社会性书写与行动的文化，产生合宜的、遵从种种边界的文本与行为。 移动 汉代中原北方与西北的匈奴、西羌、乌桓与鲜卑，其社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以上种种人群边界，但他们间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以资源空间边界而言，匈奴国家“边界”远大于西羌部落的“边界”。而相较于匈奴与西羌来说，乌桓、鲜卑的资源边界极不稳定。以社会阶级而言，匈奴社会中的边界也强于西羌、乌桓与鲜卑。然而这些游牧社会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边界”，而是人们在其间的“移动”与因此导致的边界跨越。匈奴、西羌、鲜卑与乌桓等，他们跨越边界的能力与方式也有别。 游牧人群的移动力，主要来自其主要财产(牲畜)都长了脚，来自其生产方式不固着于土地，来自其“作物”随时可收割(牲畜随时可食)无需等待秋收。生存于资源不确定的环境中，这样的移动力是必要的。人畜在空间上的移动力，也让他们有能力突破其他社会“边界”，或因此造成社会群体认同上的“移动”。譬如，为了维持边界，定居国家社会强调军人勇敢奋进的战场道德，而匈奴却是“不羞溃走”，“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又如，以礼义约束私利，让社会君臣、长幼阶序边界得以维持，但根据《史记》记载匈奴是，“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在汉史籍记载中，匈奴之衰常由于国家无法约束部落的徙离，或相互攻伐，这也表示各部落的移动力让他们得以突破单于政治威权所设下的“边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