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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村故事之源在于他们拥有100人以上的故事家群体，袁学骏在论述其文化生态时说得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立体的‘文化场’。他们虽然一家一户，但在讲述上互为主角，互为听众，互为师生，互为环境，互为资源，基本不存在什么功利目的，而是互相启发教育，共同自娱自乐。”（袁学骏，2006：17）可是自从作为“故事村”成名以来，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就在这儿多次采录传承人的故事，将他们作为普通故事家、中型或大型故事家予以表彰，还评出故事夫妻、故事家庭等等，使他们讲述和传承故事的热情达到空前高涨的程度。一些故事家在家庭内积极传承故事，已经涌现出第二代、第三代故事讲述家。可见基于“文化自觉”，来自政府与社会文化界的扶持，对当地自发性的民间故事讲述活动发挥了有力推动作用。 关于另一个民间故事村——湖北丹江口市伍家沟村的情况，2006年4月出版的《民间文化论坛》发表的周春的调查报告《村落讲述传统与社会变迁》也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伍家沟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成为知名故事村以来，本篇是最靠近今天的一次综合评述。文章告诉我们，这个拥有200多户约900口人的小山村，可以称做故事家的人约占1／10。它的故事讲述活动先后出现过两个高峰和两个低潮。两个高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以及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两个十年期间，前一个十年是大集体时代，后一个十年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集体时代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此处不论。至于八九十年代的那十年，则由于伍家沟被文化界和政府文化部门树立为故事村之后，“伍家沟村的故事讲述活动从台下走到台上，从自发的零散的行为转变为自觉的有组织的行为，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局面”。 关于两个低潮时期，第一个低潮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破四旧”运动直到“文革”结束，中国传统文化所遭受的这一厄运是人所共知的。后一个低潮发生在伍家沟成名之后，“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使伍家沟故事村由繁荣走向衰落。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和强劲渗透使伍家沟村自发的故事讲述活动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故事讲述传统的‘断裂’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周春，2006：105）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展民间文学大规模普查时所发现的一批民间故事村落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耿村和伍家沟这一南一北的两朵花。我曾就它们的特点写过这样一段话：“河北耿村故事内容广博，现实感强，讲述形式生动活泼，具有以儒家思想伦理为主导的中原文化浑厚特色。湖北伍家沟故事，受武当山道教信仰渗透，染有神秘幽玄的道教文化色彩。它们是南北辉映的两个民间故事村，是中国民间文学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花。”① 笔者曾赴这两个故事村作过田野考察，向海内外撰写过介绍它们的文章，平时也十分关注有关它们故事讲述活动的信息披露。这两个故事村还有其他乡村的民间文化生态，以及学人就这些地方故事讲述活动所展开的讨论，给我们现在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进一步保护工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现实基础与学理依据。 关于伍家沟村故事讲述活动的衰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笔者也发表过有关振兴这个故事村的意见。联系它的历史传统来看，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道教文化传统的中断。伍家沟位于湖北道教圣地武当山北麓，它的故事讲述传统深受武当道教文化影响，生长在当地又长期从事武当民间文化研究的李征康对此讲得很清楚： 武当山，自唐代贞观年间始建庙宇，经过宋元两代扩建，至明代，已成为全国重要道教圣地，湖广一带朝山香客长年不断，宗教节日特别多。正月初七，为老鼠嫁女日；正月初九，眼光节；正月十三，杨心忌（祭祀宋代杨家将）；二月初二，龙抬头；三月初三，真武大帝生日；四月初九，张三丰生日；五月初五，龙华会；六月初六，龙王晒皮；七月初七，乞巧节；七月十五，鬼节；八月十五，中秋；九月初九，真武大帝得道成仙飞升日；十月初一，阳春……在这些节日里，百姓总要集合，赴武当山庙内敬香，每年香客不下二百万人次。香客来自全国各地，武当山也就自然地成为民间文化，特别是传播道教文化的中心。所以在伍家沟有关此类的故事相当多。（李征康录音整理，1989：25）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因兴建丹江水库的缘故，武当山道教活动中心偏离了伍家沟村；加上道教信仰的普遍淡化，伍家沟村的故事讲述活动随着当地社会文化生态的巨变也就趋向衰落了。这和河北省的耿村作为一个集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人气更加兴旺、民间文化随之更富活力的情况有着明显差异。 伍家沟村由于历史地理原因造成的传统文化生态的改变，使得故事讲述活动趋向衰落，固然有着上述无可奈何的因素，可是这里和耿村的工作相比较，差距也是明显的。地方政府虽然投入了数量可观的资金用于修路和修建“故事堂”等等，却没有在激励和扶持故事传承人方面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使他们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加之居民忙于出外打工，故事传承便趋向断裂了。可见，对故事传承人的关怀与保护，对故事传承活动的激励，是故事村建设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