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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推理在我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中也十分普遍，在探求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故事来源问题时，相当多的著作和文章把故事传承人的每一个故事来源弄得清清楚楚，显得十分条分缕析，十分圆满。对于这样的研究，表面看起来，是调查的结论，但是它显然不符合人类记忆的科学精神。在这里要么是对被访谈故事传承人调查不深入，要么是调查者“合理”推理。笔者多年来对多个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表明，故事传承人对自己讲述的每一个故事源自何人、何时、何地不可能记忆得清清楚楚，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诞生于集体群落，依靠记忆讲述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对它们的来源更多是模糊而幻化的解释。 对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且不说20多本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材中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的介绍是如何一般化和概念化，就是专门研究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著作和文章，其研究也只是对我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的介绍和一般理论的揭示，对于我国丰富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分析不够缜密，研究不够细致。比如民间故事讲述者的特点同地方传说讲述者、宗教传说讲述者的区别，它们特殊的“讲述语境”等，研究者很少观照。对民间传承人的每一次讲述，重视不够，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见到一篇文字研究同一个传承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讲述同一个故事，没有意识到民间故事传承人每一次讲述的重要性。对于“民间故事，不论谁讲，常不是定型的，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变化者、丰富着，同一个人讲同一个故事，此时此地对此人讲和彼时彼地对彼人讲，讲法总不尽相同。每次我们听到的都不过是一个故事丰富多彩的生活历史的一个瞬间。但在每一个瞬间里却都是表现了这不断变化着丰富着发展着的生命的一般特点”[55]。因此，相当多的研究者忽略了故事传承人对同一个故事的反复讲述，对传承人如何丰富故事讲述艺术缺乏更深的了解。 对民间故事传承人性格特点关注多，个性叙事研究少。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研究，我们做得更多的是对他们生平介绍和简单对他们故事产生影响因素的交代。由于对传承人进行深层次的观照较少，因此，研究者常常在个性化的叙事研究中，得出故事传承人的共性特征，这与我们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对于民间故事传承人讲述的这样一宗“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长期历史传承的结果，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是广大民众的集体创造的结晶。然而，我们同时看到这些成果是由具体的某位突出才艺的个体作为传承的代表而保存、而发现的。所以我们对于个性的人、人的个性的技巧和个性的人同他所传承的历史文化之间的特殊情感关系，要给予特别的关注”[56]。我们应该加大研究力度将集体中的个性凸现出来、将传统中的个性剥离开来，在集体与个体的互动中观照民间故事传承人。 如果说我们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还存在不少弊端的话，究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是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田野调查不够深入、不够广泛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自1984年以来发现了大量的民间故事传承人，也对杰出的民间故事传承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但是力度还不够，科学的调查方法有待完善，调查中对故事传承人的社会经历、家庭状况关注的较为细致，却忽略了对传承者讲述故事本身的调查，诸如讲述者所讲某一个故事的原因，故事中出现的人物与另外故事传承人的同型故事差异的调查等等。对故事家广度调查就更存在问题了，笔者多次对西藏林芝地区和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调查发现，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并没有在我们集成成果中反映出来，他们的故事也没有收录进集成的卷本之中，因此，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民间文学一次地毯式的大普查、大搜集，事实上，还存在不够全面的地方，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传承人没有被发现。当我们走在乡间小道的时候，许许多多传承人的故事还在我们耳边回响，许许多多优秀的民间叙事传统在我们眼前滑过。现实的状况要求我们应该加大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扎扎实实地从一个一个乡镇村庄的调查做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中华民族老百姓博大深邃的口头传统艺术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我们对中华民族民间文艺的抢救与保护，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全面深入地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科学认识，才能对民间故事传承人在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进行公允的评价。 对单个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文章多，对社区故事传承人群落、故事家族关注少。反瞻20世纪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我们见到更多的理论成果是对单个故事传承人的研究，虽然它能够反映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的部分实际，但是对于这些传承人后面的无数讲述者很少注意。田野调查的实践证明，一个杰出故事传承人的背后往往有一群民间故事传承人。据湖北王作栋先生介绍，他在搜集刘德培老人的故事时，就发现在刘德培的周围，起码有五个甚至更多的能讲百则以上的故事讲述家。[57]在某些村落中，由于讲故事之风盛行，便很自然地在居民中形成了故事家群体，如河北藁城耿村，重庆巴县走马镇和湖北丹江口市伍家沟等。对于这样的民间文化现象，至今还没有相当功力的成果问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