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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出席 教科文组织60周年庆典（2005年） ©教科文组织／米歇尔•拉瓦萨尔 |
2006年11月20日，列维–施特劳斯在专门针对教科文组织的谈话中指出：
“促进文化多样性是教科文组织各种活动中非常有意义的一项举措，
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这次谈话中，他概括性地总结了他本人与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关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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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由Georges Kutukdjian（教科文组织）整理
在1952至1953年之间，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成立，我被任命为委员会秘书长，多納尔德•荣格是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当时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还是海梅•托雷斯•博德，我和他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接触。我担任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直到1959至1960年，我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此后，我辞掉了秘书长职位，以便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教育事业。在这些年里，与我关系最亲近的同事包括秘书长助理乔治•巴朗迪尔，他与我同时离开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还有我的秘书艾德娜•安迪•勒•迈耶女士，她后来成为我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同事。遗憾的是，她不久前刚刚去世。
在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任职初期，有一个意外几乎就酿成悲剧。当时，教科文组织邀请一些苏联人参加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创立大会。来参加这次会议的美国人一到达巴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正是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美国人威胁说第二天就会动身回国，这一举动很有可能影响会议的召开。但是，苏联人没有到场，一场事故也就此平息了。
在教科文组织里，我与社会科学部的联系比较密切，这个部门当时由一位名叫托马斯•H.马尔斯舍尔的英国人负责。其中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是一位波兰人，叫卡斯米尔兹•斯赛尔巴•里科艾尔尼克，他是教科文组织任命的、负责处理与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关系的核心人物。于此同时，我偶尔也与这个部门的埃及人萨米•弗尔德曼打交道。后来，在我离开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的时候，斯赛尔巴•里科艾尔尼克刚刚从教科文组织退休，于是接任我做了秘书长。萨米•弗尔德曼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的第三任秘书长。
促进文化多样性
在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的这些年中，我所接触到的最杰出的两位应该算是奥托•凯里納博格（加拿大人）和阿尔弗莱德•梅特劳斯（瑞士人）。我和奥托• 凯里納博格是在纽约认识的，那是1941至1947年之间，我正在美国暂住，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说到阿尔弗莱德•梅特劳斯，他是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门的非常出色的人类学家，他的工作成就影响很大。此外，据我所知，埃德格尔多•凯勒博斯（阿根廷人）正在史密森学会筹备一个有关梅特罗的展览。
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多个领域的人才，比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等，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还有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在那个年代，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是闭门造车，几乎没有机会进行对话和交流。
1960年以后，我与教科文组织的联系就变得断断续续。我偶尔也参与教科文组织《信使》以及《社会科学公报》，也就是后来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50年，教科文组织邀请我随同一个国际专家组参加第一份反种族主义宣言的撰写工作，这份宣言后来就刊登在教科文组织《信使》上。美国人艾仕利• 蒙塔古当时是这个专家组的报告人。此后，教科文组织于1952年向我约稿，要求我写一篇关于《种族与历史》的文章。在1971年，教科文组织又邀请我做一个关于“种族与文化”的讲座，《国家社会科学杂志》在同年刊登了这篇文章。后来，教科文组织以纪念册的形式出版了上面提到的这两篇文章，最近他们又要重新出版（法语版和中文版）。
促进文化多样性是教科文组织各种活动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举措，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1977至1988年在日本的五次旅行期间，我请东道主一起去参观织布工人和木匠，简而言之，就是一些具有传统技艺的手工艺者。人类学家总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通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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