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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上发动群众——开展讲述比赛，强调讲录双方的感情交流。 我们进行的是，大兵团作战性的、有规模的、长时间的民间文化普查。从1987年5月以来，已经在耿村进行了九次普查，连续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实际工作日已经达到3500多个。第十次普查，已经于2003年3月30日进村，打算搞到5月上旬，让普查组再在耿村看一看农历四月四耿王庙会的情景。这便是一场持久战。 我们进行的是，集体作战与个人作战相结合，集体工作、研讨和个人搜集、思考相结合，普查者与讲述者相配合的持久战。 我本人还没有感到这种方法有什么不好。这不是1958年的大跃进，不想放卫星，不必要浮夸，不必要遮掩，进行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有多少成果就是多少成果。我们厌烦极“左”路线，厌烦大轰大嗡，但不能以此否定民间文学搜集上的集体活动。 （一）一开始就动员群众，发动群众，一个个地串连群众。 第一次普查时，我们召集过故事讲述者的动员会，搞过故事讲述比赛。第二次普查时，开过村民大会，向大家发过文告，讲明民间故事、歌谣搜集整理的意义，号召大家来“献宝”。这样做好像很俗气，但也很必要，而且比外国的单枪匹马节约时光，所以我们也感到很幸运。我们正是利用了中国农民的民族精神、爱国意识，较快地把他们发动了起来。由开始的不理解、不配合，甚至拒绝或嘲笑，变成主动来讲或预约讲述。我们利用了靳正新、王玉田、张才才、徐大汉等讲述骨干进行口头串连宣传，使一批群众认识到这是国家的号召，应该献出自己的故事。正如一位故事家所说的：“故事装在肚里，讲出来不饿，不讲也不饱，还是讲出来好。”于是，周云喜、张兰琴、李香姨、靳满良等都被动员了起来。张才才一家、王玉田一家（七口）都成了讲故事的积极分子。1988年冬，王玉田一家还被省地县三级命名为“故事家庭”，挂上了光荣匾。王玉田老人和几个儿子儿媳以此为荣，连孙子们也以此为荣。所以出现了一批故事祖孙、故事父子、故事母子、故事夫妻、故事兄弟。 （二）与村民平等相待，进行感情的交流，形成了鱼水关系。 我们是用活动造气氛，用故事引故事，用骨干引骨干。但是，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的大国里，不要忘记人情的巨大作用。故事家生了病，我们有人去看望。故事家有了事，我们去帮忙。故事家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去调解。他们在村子里大多很活跃，红白喜事上少不了的，但我们也调解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使之更为融洽。有的故事家受过“文革”的冲击，不敢开口，我们得到信息后，就主动上门看望。有的来几次也不敢讲，我们就等待时机。靳景祥就是一个大故事家，“文革”中曾被批判、扫街，曾经发誓永远不再讲笑话。知道我们来了就远远躲开，走个碰头也要拐弯回避。1987年5月上旬，他家添了孙女，要庆“十二天”，普查者王建国便买上几尺花布去给他道喜，使他感到十分光彩，先是亲自下厨做菜端上来，好好和建国喝了几杯，然后敞开心扉说：“你们就是过去的老八路，看得起我们老百姓，那么我就给你讲一个逗乐的吧。”从此一讲而不可收，现在大约已经讲了400个以上，而且讲述水平高，故事情节好。他已是中国民协会员、石家庄市民协理事，在承德会议上做过成功的现场演讲。青年故事家靳志慧摔了腿，我们也去看望，他也大受感动。 我们就是要和当地人民群众搞成鱼和水的关系，搞成亲密无间的关系，搞成说说笑笑不分你我的关系。再举一例，第一次普查时杨荣国住在吴大娘家，和她全家混得很熟，曾经要认她为干闺女。吴大娘的两个孙女也很喜欢她。她离开时，两个小女孩去上学了，回来一见小杨走了，便大哭了一场，非要到外县去找杨姑姑。 人心换人心。我们由不大受欢迎，变成了受欢迎的人。我们的困难也成了村民们的困难。每一次进村，都有人帮助安排食宿，比如生炉做饭、借取被褥等等。许多人都在故事家家中吃过饭，或饮过酒。有一次，我偶然想到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句话出口，便引来了一场麻烦——靳景祥、张才长等故事篓子们跑前跑后置办了一桌酒席，村支书、村主任也来了。那场面真是令人万分感动——这就是我们情深意长的父老乡亲！结果我喝了个酊酩大醉。普查员张彦哲、崔分田新婚，都是要被乡亲们庆祝一番的。杨荣国结婚时，虽在百里之外，靳景祥老人还为她准备了一件礼物。赵志勇、张彦哲生了儿子，人们听说后都要道一声贺。 中国百姓的心灵，说难沟通也对，说好沟通也对。看谁去沟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沟通。高看他们一眼，尊敬他们几分，他们就给予真诚的回报，甚至和你成了朋友。这是我们和耿村人多年交往中体会到的。我们需要索取，需要文化的挖掘，但更需要付出，心血的、心灵的付出。在施先生的文章中，引用美国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的《文化人类学基础》中的话说，要“一心一意地日夜和一个群体一起生活”。这是十分必要的。他又举杨成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去大凉山彝人地区时，带了布匹、白糖、针线之类送给各寨的酋长，“以联络感情”，“方便与彝人的交往”。这是有名的成功之例。古今如一，他做到的，我们也做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