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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耿村普查之始——故事搜集为主，科学记录，全面考察。 1987年正月初十，我代表河北省和石家庄地区民协、集成办第一次来到藁城的耿村。在故事家靳正新家里，见到王玉田、王仁礼、张才才、张才长、靳三刚等人讲故事的热烈场面，看到了这里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它就像村民们在屋内抽烟形成的烟雾一样，一直缭绕于心，至今不忘。正是这次短暂的考察，使我下定决心在这里开矿。这年4月下旬和5月上旬，中国民协张文、李凌燕、靳玮等先后到这里听故事，认为这里的确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民间讲述群体，但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于是，地县领导要求我组织一次有规模、有深度的故事普查。5月中旬，我便被任命为普查组长带着十几个人进驻耿村，到6月上旬结束时，大家搜集了80多人的600多篇故事、歌谣，计80多万字，显现了耿村故事村现象的初步面貌。这次大丰收，在我国民间文艺界、民俗学界带来了许多理论上的冲击。首先打破了现在不可能有较大的故事讲述群体的论断，其次否定了民间故事正在走向消亡，只有边远的深山老林才会有故事家的说法。7月上旬，中国故事学会首届年会在承德召开。主持人让我在会上重点汇报耿村工作，我大约讲了100分钟，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争论得十分激烈，但是上海姜彬主席在结论中对耿村现象做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上海市区和郊区都发现了大型故事家，为什么就不会有北方耿村现象呢？会后，我便着手编辑《耿村民间故事集》第一集，并且下决心组织第二次耿村普查。8月中旬，便又带着一批人下去，又是一个丰收，向我们讲过故事的村民已经超过100人。第三次普查是在1988年春节期间。人数少些，收获也不小。第四次普查，是在这年的春夏之交。4月上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先生由贾芝陪同前来考察，眼见50多位讲唱人，又听了20多人的故事、歌谣，便大为感慨地说：这是“世界第一”，“是在世界上值得骄傲的事情”。他走过许多国家，眼界十分开阔。他所下的结论是颇有份量的。而且，因为耿村的现实不容否定，耿村口头文化一直还活在村民中间。4月18—20日，规格很高的“耿村民间故事家群及作品讨论会”在藁城和耿村召开。贾芝、刘锡诚、刘魁立、张紫晨、杨亮才、张文、贺嘉和河北大学、河北师大的教授们都来参加讨论，那便是一片赞美之声了。 首次普查之后，我和赵志勇写出了《我们的田野作业方法和成果》一文。第二次普查时又起草了《试论故事语言科学性的把握》。1999年编纂《耿村民间文化大观》一书时，我还搞出了一个语言把握的规定若干条，在藁城讨论后以此处理文稿中的方言土语，而且也收入书中。我们是第一线的普查者、实践者，从实际出发做出一些具体的规定，方便了大家的工作和保障了作品的科学性。 我们的具体操作方法是： 第一，每个普查搜集者都带着收录机。每个故事都是先记录一遍，再整理一遍。有的录两遍，记两遍，有的甚至搞三遍。现在仍有大量的文稿和大家的普查笔记（日记）。这便是耿村工作的珍贵资料。 第二，我和普查员们一起听故事、录故事，一起研讨讲述者的语言风格特点，一起磋商文稿的记录整理。以耿村方言为基础，保留一些土语，小心翼翼地把握口语转为书面语时的“度”，使整理稿既不像普通话，也比原来稍微雅了一点。然后，再念给讲述者去听，他们绝大多数很满意。有些讲述人喜欢用土语，有时我们加以注释；有的喜欢用现代词语，我们一般改成冀中乡村多见的词语。讲述风格不同，常用词句不同，如何保持他们的口吻风格，也做了集体性的研究讨论。比如，曾经学过说书、唱戏的靳景祥的作品，我们看到大量的“开刀问斩”、“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避月之貌”等旧小说和戏曲中常见的词汇，就议定适当减少之，也适当保留之，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他讲的。他讲述时还常用“小姐”、“姑娘”、“闺女”、“妮子”，实际上都指姑娘，便在每篇中调整成一致的称呼。再如80岁的老故事家靳言根，他的语言十分淳朴，十分地道，但一会儿说“县长”，一会儿说“县官”，一会儿说“知县”，我们一般都做了调整。听讲时都能明白他在说什么，移到文稿上就不能太随便了。虽然做了这些调整，文稿仍属于原汁原汤、没有变味的。 第三，制定纪律，严禁胡编乱造，严禁记录者随意增删。耿村故事讲述是天然的。我们记录整理也应该保持它的天然特性。我和每一位普查者一起听完录音，便讨论删去哪些重复罗嗦的词句，弥补哪些应当弥补的地方，既要符合讲述者的原意，符合故事发展的逻辑，又不能形成改编性创作或狗尾续貂、画蛇添足。我们所做的，正是钟敬文先生所说过的那种地步。 第四，守着师父问师父。普查组在村里经常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甚至100天，有什么不清楚的就去问故事家们。一个是故事中的疑问，再去问问清楚，便于记录整理。有时替他们纠正讲述的错误，比如靳景祥讲述时总爱说“有文学”，实际上是有文才、才学或有文采。我们一问他，他就知道不对了，后面讲述便改过来了，但时间一长又可能忘掉，我们也没有过多计较。民间讲故事不是舞台表演，让他们随心随意地去讲，把水平发挥出来就好。 第五，注意作品内容的全面搜集。从内容上来看，我们一直重视上古神话的搜集，先后发现天体来源、人类起源、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神农尝百草等几十则神话，打破了一些人认为神话已经在民间消失的臆断。先秦以来的人物传说，在耿村是十分丰富的，可以说已经形成一部口碑的中国历史。其中还有一些地方性名人的故事。最大量的是一般的故事，包括幻想故事和比较现实的生活故事、爱情婚姻故事等。笑话、寓言也五花八门。值得一说的是本村的真人真事，或本人经历故事。我们都把他们看成口头文学的一部分。这可能与钟先生当年主张的有所不同。而我感到必须承认它们，不能排除它们。因为任何故事都是由一个人先讲出来，也往往是一种亲历。一些故事家爱把故事讲成亲历故事，动不动就说我见过什么什么事情、什么什么人，让人产生一种真实感。这正是口头艺术的一大特点。 村中也有荤故事。我们的态度是遇到就搜集，只是没有上书。也有荤歌谣，我们也没有放弃。既然搞民间文学集成，就要在资料上集其大成，充分显示耿村整个文化生态的全貌，不要丢三落四，不要嫌这嫌那。集成要求具有科学性、代表性、全面性，我们一直把握着科学性和全面性，在编辑出版和研究时才用得上代表性。搜集过程中不能随便强调代表性，以防好多有价值的东西被随意抛掉。 第六，我们一开始就是以故事为主，立体描写，全面调查记录。 一是不但对讲述者的故事进行录音、记录整理和目录统计，而且了解他们的身世和经历，询问故事的来源和加工之处，询问他们最喜欢什么故事、不喜欢什么故事，普查结束时为每个人立了大传或小传，还抽时间拍照片，一起保存起来或印到书上。二是对他们讲述时的情绪、表情、手势、音调、地理环境、听众环境都做了附记。这便是段宝林所说的“立体描写”，也是实践了贾芝所说的要活鱼活水，不要制造“鱼干”。对故事的处理方法、传承来历也做了附记。只要一看耿村的集成卷本和耿村大观就明白了。但有的附记没有完全上书，因为显得过于罗嗦，或有些重复。三是对耿村的历史、现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经过从1987年5月到1991年春天的积累和重点调查，终于出版了《耿村民俗》一书，日本的加藤千代教授还做了翻译。 我们是进行了居落性民间文化大普查，不是针对个人的局部的材料搜集，是通过搜集故事而生发开来，所以便涉及耿村的口头文学、民俗、经济、政治等等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