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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为现实功利的价值取向与消费主义观念滋生所引发的小区社会问题 除环境问题外，拆迁安置小区的另外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居民对拆迁款的粗放使用，如打麻将赌博成风、过度消费挥霍等，这也常常被人理解为是农民素质差的铁证，但当我们透过空间与记忆的视角对其行为进行考察时，能够看到素质以外更为丰富的内容，从而也促发对解决方案的更为全面、深入的思考。 如前所述，在村庄社区，人们的生活是在围绕农业生产这一核心命题的基础上系统展开的，农民的谋生方式与土地密切相关，而这种谋生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着人们的居住方式、交往方式以及娱乐方式，所有这些构成农村社区生活的主要内容，人与物、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环环相扣，构建出的是一个互动频繁、关系密切的生活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意义、承载价值的人文世界。 对于生活于这一世界的村民而言，拆迁安置不仅意味着失去熟悉的生活空间、原有空间承载的记忆发生断裂，与此同时，与之融为一体的价值、情感、习俗、理念、关系网络也随之失去了根基，在原有空间中习以为常、广泛参与的亲密互动因为空间的转换难以为继;在原有空间里行之有效的习俗、理念与新空间的有机融合还有待时日;甚至在原有空间里建立的有关生活意义的概念在新的空间里也需要注入新的诠释，“旧的安身立命的价值失去了，新的现代价值未确立，构成生命意义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缺位，农民难以完成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之间的转换”[10]。在此情况下，现实消费主义理念乘虚而入，刺激了人们对物质的急切追求，在一些安置小区，尤其是一些中心城区周边的安置小区，居民收入普遍偏低，成为治安问题的滋生地、集中地。 (三)在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为我群体的内部疏离、他群体的外在隔膜，使居民陷入精神上的困惑，缺乏归属感，导致拆迁安置小区最终成为城市生活的问题多发地 空间是人际互动的场所，也是社会关系建构的基础，拆迁安置带来的不仅是住宅空间结构的改变，同时改变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空间的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动使拆迁安置小区在人际关系上呈现出较为突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我群体的内部疏离、与他群体的外在隔膜以及由此带来的居民归属感的缺失。 我国的乡村民居多以平房或低层建筑为主，住宅往往是自家根据实际需要及各自财力状况规划建造，不似城市住宅严格追求整齐统一，因而乡村空间呈现出开放、随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为人际交往提供了相对自由不拘的空间，串门拉呱、频繁互动成为乡村生活的常态，天长日久，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自然生成并日益深厚，虽然熟人社会内部也有远近亲疏的差序，但相对于熟人社会以外的陌生人而言，他们是“自己人”，是“我群体”。 拆迁打破了原有的空间结构，城市现代高层建筑将人们分置在不同的具有高度封闭性的狭小空间里，现代化的防盗门，作为“陌生人”社会的标志性符号，犹如一堵堵高墙，抑制了人与人之间的随性交流、自由往来的欲望。生活空间的改变、互动交流的不便使拆迁后居民之间的亲密感弱化，我群体内部呈现疏离迹象。 然而，我群体内部的疏离并未带来与群体外成员的进一步密切互动与融合。由于拆迁安置小区往往地处边缘，远离中心城区，其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租户，使外来人口比例增加，这部分居民流动性大，常常通过地域纽带结成共同体，在不少安置小区内本地居民与外来租户关系对立，矛盾较为突出。 对于拆迁户而言，尽管过去的生活空间不复存在，但心理空间并未随之完全消失。在新空间里，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熟人社会的生活理念，并因此对熟人社会以外的陌生人表现出了比一般城市人更为明显的防备与敌意。这与一般城市社区的业主成员结构复杂、需求分散、疏于联系的特点存在很大反差。 总之，生活空间的改变使我群体(熟人)内部的亲密感弱化，但与陌生人的关系依旧陌生，由此产生的归属感缺失，已成为征地安置小区居民面临的共同问题。 安置小区、特别是一些中心城区周边的安置小区，其区位边缘，脏乱差现象突出，因而治安问题较多。同时，这类小区租金较中心城区低廉，因而成为低收入群体的集中租住地，有人担心其有沦为“贫民区”的倾向，更有学者明确指出：“现在，中心城区的绅士化和动迁基地的边缘化，创造出新的贫民区。”[11]这不能不引起应有的重视。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拆迁安置小区不断增多，拆迁居民的城市融入问题日益凸显，空间、记忆的分析视角帮助我们看到被征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的解决除改善环境、解决就业、加强管理等方式外，还需从公共空间、社区记忆入手对小区进行社会网络、人文意义的建构，以此赋予居民更多的归属感和价值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