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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林兄的带有浓烈文学和艺术色彩的民间口述史——《老北京话城南》经过多次的打磨终于要出版了。铁林兄要我写点文字，作为弁言，令我颇费踌躇。这两年虽然常在《社会学家茶座》上发些不痛不痒的文字，但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民间口述还是门外汉，很难说出点中肯的意见。不过我生于北京，数十年生活在南城，北京的传统风习还略知一二，涉及“城南旧事”还是忍不住说些与此书相关或不相关的话，以为塞责。 一、东富西贵北贱南贫 北京“城南”是个大而不确定的概念。比如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的城南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现在叫和平门大街）以西；本书中所讲的大栅栏西街、观音寺、铁树斜街、陕西巷一带都在煤市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两个地方都叫“城南”，但其居民构成（特别是在清代）迥异。这里应该说一说关于北京地域与居民构成关系的常语：东富西贵北贱南贫。这句话流传很广，但人们对它的意义未必了解。 许多人以为这是指全北京城说的，但是“东富”“西贵”“北贱”都没有着落。清代北京内城是由八旗分别占领，清初把内城的汉族居民无论贵贱穷富都轰出了内城。八旗中的各旗都是有贵有贱，有穷有富，另外，内城的北部也不是身份低贱的居民的聚居地。这句话只是指外城说的。“东（今崇文区东部）”清代住的多是手工业者、商人，北京仅有的一些大手工作坊（地毯厂、玉器作、景泰蓝作坊）也都集中在这里。商人和手工厂主比较有钱，所以说“东富”；“西”（南新华街以西）住的多是文人士大夫，朱彝尊曾住海波寺街，林则徐曾住丞相胡同，孙星衍曾住过香炉营头条，徐世昌曾住过西琉璃厂、上斜街等地。当然这里还有更多的文人举子住在会馆之中，他们是官僚的预备军。这应了一个“贵”字。“北”则指北京外城的北部，也就是珠市口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这一块。这里自清代中叶以来，成了北京娱乐业中心，戏园子、相公堂子（清代官僚不许嫖妓，则男色所居的“相公堂子”很火。直到清末民初，吃花酒以在相公堂子为高档，在秦楼楚馆为低档，这一点与上海风气不同）、不同等级的妓院都集中在这里。许多妓女、艺人也住在这个地方。艺人所操，当时也属贱业，故有“北贱”之说。“南”指永定门内、珠市口大街以南，那些贫困的、实在生活不下去的农村破产者进城谋生的多住于此。天桥市场的形成就是为这些穷人服务的。这就是“南贫”。 林海音笔下的“南城”实际上是南城之西，是汉族文人士大夫所居，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父亲是新型文人（洋学堂的教师），直到民国初年，这里的居民结构仍无多大变化。《老北京话城南》中的“南城”实际上是外城之“北”，此时清朝亡了近100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也快60年了，“北贱”不能说了，但因为有清末民初底子，而煤市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聚居的还多是社会底层人物，用当地居民的话说，这里除了少数“戏行、买卖人，大多是苦力”。因此“话南城”这本书中出现的的人物大多数还是当今社会的底层人物。  大杂院 二、有纯粹的北京人吗 大约除了房山的山顶洞人，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纯粹的北京人。作为故都的北京可以说是个移民城市，这里居民大多是外来的。而且明朝、清朝、民国、解放后各个历史阶段迁移来的人们分布在北京的不同的地区，而且大体有规律可循。最初，明朝军队占领元大都时，原有的居民——特别是蒙古人、色目人大多随着元顺帝跑了，城内只剩一万二千多人，几乎成为了空城。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不仅从各地迁移来许多农民以充实京畿一带，还从南京和江南一带迁来大量富户和工匠住在北京城内，再加上从南京搬到北京的文武官员及其家属，共有十余万人，这些构成明朝北京城的最初居民。明代的北京人口一度发展到百万以上。 满人占领北京之后，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将原住民尽数驱赶到外城，内城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正黄旗和镶黄旗官兵驻扎在紫禁城之北，正红旗及镶红旗驻扎在紫禁城之西，正白旗和镶白旗驻扎在紫禁城之东，正蓝旗和镶蓝旗驻扎在紫禁城之南，八旗兵拱卫皇宫，并形成旗民分治的格局。在清前期，北京内城几乎成为一个大兵营（满洲的“旗”是军政合一的建制）。清代北京居民的这种分布格局与明朝根本不同，这对北京城内的民族关系、生活习俗乃至语言语音都有很大的影响。清中叶以来，虽然历朝都有对汉族高官赐宅内城之举，但这只是针对个别人的，没有改变内城居民的基本构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