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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以后，这种居住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旗人没有了铁杆庄稼，又不会做工经商，急速没落，许多旗人变卖房产，大批家境富裕的汉族居民涌入内城居住。辛亥革命后，原是定都南京，后为了迁就袁世凯改为定都北京，南方政府及官员搬到北京，由于政府机关俱在内城，随来的官员也多住在内城。比如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类似处长），他随政府迁都后，先是住在外城宣南的绍兴会馆，后有了点钱还是在内城西部买了房子。北京会馆多建在清代，大多是该地在京士大夫与商人合资而建，因为他们只能住在外城，所以会馆也建在外城。以宣武门外一带居多。本书中所写到的三轮车夫“文化人”住的“高安会馆”，这是座江西省高安县建的会馆，地址在燕家胡同内西小胡同路北。 北京又是个文化城市，民国后陆陆续续开办了许多大学。这些大学也多在内城。如在沙滩的北京大学，定阜大街的辅仁大学，东皇城根的中法大学、二龙坑的中国大学，北小街内北新仓的朝阳学院，东单三条的协和医学院……还可以举出许多在内城的大专学校。有这么多的学校，教师从哪里来？可以说绝大多数来自南方的江浙一带。这些南人到了北京，无论是做官、还是教书，为了就近上班，大多选择住在内城（那时空房很多，纯是买方市场，有极大的选择权）。此时内城便成为官僚、富人和文化人的聚居之所。外城除了宣南一带因为会馆和传统的缘故还有一些南来的文化人居住外，大多成为手工业者、艺人和穷人居住的地方。记得我小时候家长和邻居长辈常说北京人没有作大事的，净是拉洋车、打执事（红白喜事的“仪仗”）的，做大事的都是南方人。民国初年做官的和在大学教书的、在大机关（如邮局、电话局、铁路）做事的大多是南方人。 四十年代末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共产党大批干部进城。高级干部大多住在了内城，一家或数家占一所大院（现在这种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一般的中下级干部和大量的部队干部住在北京西郊一带（阜成门外、复兴门外）为他们建筑的兵营式的大院之中。后来说的大院文化就产生在这里。当代小说家王朔就是复兴门外大院生长起来的，他曾说：“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无知者无畏》）。他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文化背景是一种新北京的“革命文化”，与传统的老北京文化和当今底层的胡同文化是根本不同的。 原来内城居住的官僚、富人、文化人只要没有跟着国民党离开北京的，大多居住地域没有变，只是那些“贵人”、富人、文化人独有的四合院内不断地掺入了许多平民百姓。原来的南新华街以东的一带居民虽然没有大变，但由于本来就居住狭小，经过三四十年的人口翻几番，他们个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已经狭窄到极点，人们被迫向院子发展，把院子破坏殆尽。到了八十年代南城几乎没有完整的院子了。 近五六十年来北京有十来次大改造及毁坏，对于院子的破坏最厉害的有三次。一是1958年大跃进，在四合院中办工厂、建小土炉大炼钢铁，您想要在四合院办工厂，院子还能保持原样吗？二是“文革”，房产主把房产上交国家（有的房产主被轰到乡下），一些掌权的“群众革命组织”中的有势力的人物纷纷进入较好的院子，并对院子加以改造，再加上1969年后的“深挖洞，广积粮”，在一些大院子中挖防空壕和地道，原有的院子格局根本改观。第三次是1976年7月28日地震，人们先是在院子中搭防震棚，以此为开端，居民争相私搭乱建、搭小厨房、扩大居住面积，从此南城一带的院子基本消失，成了没有了院子的四合院。过去讲究格局的大院、甚至是带有园林（北京在解放前有园林108座，现在只剩恭王府一座）的院子都改造成极丑陋的小道，各家都向着这丑陋的小道开门。我们从《老北京话城南》中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很多实例。这种景象在北京各区都有，但以城南最为严重。 人们居住环境恶劣，三代同居一室，大儿大女共用一床都是违背正常伦理，妨碍人性正常发展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讲明居住条件的狭小恶劣对人们道德和精神状态所起的负面作用。他甚至说男女过度拥挤的贫民窟会成为 “犯罪的中心”。“城南”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居住地区和居住环境，而居住环境的非人性化在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老北京话城南》特别深刻地展示了这一点。 三、胡同文化的最后留影  说到北京的“胡同文化”，应该指出它其实分为两种，这两种不仅时代有别，内涵上也有不同。一种是老舍笔下所写的五十多年前的胡同文化。那时的北京（或北平）人口不到100万，夏天马路两边长着青草和青苔。北京是个安静的城市，下午四五点钟后，甚至有些荒凉。北京人中虽有许多是外来做官的或做大事的，但大多数居民还是以老北京为主，带有王朔所说“旗人的多礼与谦和”。此时的居民是以独门独院为主的，虽然一些过大的院子（如会馆、没落的大宅门、出赁房屋的大庙等）也有众多的人家居住，总的说来还是少数。这样大院往往是由多个小院组成，一般也是一家租一个小院。或住在一个院子里，每家独占一面北房或南房。过去胡同中的人家彼此往来密切，新搬来的人家都要挨门挨户地拜街坊，求邻里多关照。的确，邻里之间平时也是守望相助的，有了特殊困难首先出现的也是街里街坊，所以北京素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之说。但每户关上门也是很独立的，保持着不同的脾气禀性，大门一关就谁也管不着了。常关着大门不爱与邻居往来的人家，在街坊心目中还是有点神秘感的。如《四世同堂》中的钱诗人，就使周围小市民邻居不理解，觉得他有点怪，然而这不妨碍他们之间在有难时互相关照。人们居住宽松，打拳踢腿，碰不着他人，自然心平气和。这样的居住环境使人们比较多的体会到街坊间的互相关爱，感受不到因为居住过密而产生的互相妨碍甚至摩擦。我们常说老北京人性情温和、谦让多礼，除了旗人的多礼传统的影响，居住环境的适宜也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些在老舍的小说中有充分的反映。 近五十年来，不仅时代变了，居民构成也变了，老北京在居民中的比例越来越少，现在北京常住加临时居住人口大约近千万，老北京被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北京城成为典型的移民城市。随着人口的激增，独门独户的四合院被逐渐消灭，现在除了一些老贵、新贵和个别新富外，平民百姓已经很少有独门独户的了（最近播映的电视剧《守候幸福》中出现的两户人家都是住独门独院，而且主人身份都是医生，这就很不真实）。现今的胡同是由大杂院和小杂院组成。特别是近三十年，房屋门窗相对不过一米的院子比比皆是，各家一点隐秘也没有了。在人们的感受中，互相妨碍已经大大超过了互相关爱。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胡同文化怎么能与老舍笔下的文化一样呢？这可以说是一种新胡同文化，虽然新旧胡同文化不能截然分开，但两种文化的显著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