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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界瓷都景德镇 在17至18世纪的时代，可以说没有那座城市有景德镇在世界的知名度高，即使没有到过景德镇，但是它的名字是随着它所生产的瓷器而传遍世界的。景德镇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场，不仅仅因为产品精良，也因为生产规模与组织先进；它代表了在蒸汽带动的机器年代来到之前，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大规模集中制造生产最壮盛的成就。殷弘绪笔下的景德镇夜间景象——全城犹如一座熊熊燃烧的巨炉——并不只是幻象错觉，而是如实反映每日生产运作的真实景象。 虽然广东、福建沿海数百座窑也产制了相当数额，供应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地，但欧洲市场上的瓷器却大部分是来自于景德镇，这也是景德镇在欧洲知名度高的缘由。 当时为了获得中国景德镇的瓷器，欧洲大量的银元被流入到中国，当时的欧洲人还没有独立生产瓷器的能力。于是景德镇就成为急于掌握中国陶瓷技艺的欧洲人的探访之地，他们需要在这座城市了解到中国的制瓷秘密。 于是，1698年，法国耶稣会派遣一位叫殷弘绪的教士，来达中国景德镇昌江边的一所教会担任传教士。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有关景德镇陶瓷生产方面的技术资料，而殷弘绪的确不辱使命，很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说明他的上级早就就看出他极具打探分析的才干。 当时的殷弘绪，对景德镇悠久的制瓷历史背景一无所悉，而且因为瓷器史向来未曾引起过中国文人阶层的重视，所以当地没有任何书面文献可供他搜集，所以他只能去亲自去实地考察，他靠着“出入窑坊之间，自己用眼睛观察、亲口询问参与工作的基督徒”，很显然，他也赢得了许多非基督徒的帮助，包括店东、瓷商，甚至几位官员，尤其是当时的督窑官唐英。通过考察他获得了惊人的陶瓷知识，他把这些观察到和学习到的知识如实地记录下来，写成一封封长信向中印传道事务部的司库欧里汇报景德镇的制瓷方法。 1712至1722年十年之间，殷弘绪写过多封长信，些信函很快就收入《耶稣会士中国益智奇闻书简》，全书三十四卷，是第一部可供欧洲人广泛取得中国相关知识的巨著。这份资料后来又收入《中华帝国全志》，作者赫德曾任路易十四的专职司铎；伏尔泰和其他多位哲学家大力推崇中国，就是深受此书影响。 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纪录，景德镇瓷器“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过手72，也就是说有32道工序，这在18世纪来说，如此分工细致的流水作业线是非常先进的，殷弘绪看到如此的场面他在信中写道：“看到这些器皿如此快速地经过如此多人之手，真是令人惊奇。” 在元代时期，景德镇一代又一代不识字的画工，为了应付来自伊斯兰国家的青花瓷订货，他们一笔笔忠实地描摹着那些复杂美丽的植物图案，还有那些看不懂的阿拉伯书法，这份经验累积到了16至18世纪派上了用场，通过长期的训练，使他们有能力依样画葫芦。当时的来样非常复杂，有在欧洲贵族订制的瓷器餐具上仿绘那些各种不可解的家族纹章，还有来自伦敦或巴黎的各行各业行会，诸如贩鱼业、屠宰业、糕饼业、家禽业、砌砖业和裁缝业的各种行业的纹章瓷器。面对外来的订单，景德镇的画工除必须解读一大堆令他们困惑不解的各家族，各行业的纹章瓷的图像外，还要面对罗马神话、圣经故事、欧洲当前的时事等各种画面的绘制。因为需要特别制作处理，所以，这些饰有西式图案的瓷器价格不菲。广州的荷兰商人转告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群：“欧式画面或人物会比中国本土纹饰贵上一倍。”面对这些来自欧洲不同国家和阶层所需要的瓷器，景德镇工匠们的绘画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此时，中国所面对的市场不仅有欧洲，还有东南亚，西南亚、东亚，北非、东非等，但景德镇已经没有精力再接受这些比欧洲次一等的市场的需求，因而这些市场的需求就让位给了福建及广东一带沿海的窑口。 在这里我们依旧看到了文明的反复利用的过程，本来印刷术是来自中国，但从15世纪50年代开始，印刷术在欧洲盛行起来，印书商们在不同国家的首都汇集了各方专才：画工、手稿饰工、雕工、金工、金属工以及学者，共为同一种产品效力，最后在全欧创造了所谓的“知识共同体”。17世纪后期，欧洲的这些冒险创业家们，又开始将这些印制的不同图谱送往中国不同的瓷区和景德镇作为外销的陶瓷纹饰的参考。经景德镇瓷工们描绘的这些图谱被送到世界各地以后，又成为大家争相学习的对象，由此源自于世界各个不同文化的图案、纹饰与符号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全球化的交换混合时代，也由此训练了景德镇一代又一代具有精湛绘画能力的陶瓷工匠，这种传统还一直延续到今。 十二、茶叶与茶壶中的文人气 在当年的一带一路贸易中，最重要的物产还是茶叶，当时的茶叶在欧洲是一种时尚的饮料，当时欧洲人几乎对茶着迷，曾有人写了一首诗：“茶，裨益我们的头我们的心；茶，几乎疗治每个部位，；茶，令老迈者重新得力；茶，令冷寒者小便得暖。”欧洲人还认为，茶可强化大脑和胃，具有促进消化、排汗等功能，还可“增强体力以防慢性病，因为它有一项很棒的优点：可令血液变甜而稀释”。由于对茶叶的入迷，其对与茶叶相匹配的陶瓷茶具也大感兴趣。 中国的茶壶最有名和最有特点的当属是江苏宜兴的紫砂壶，有人认为，宜兴的紫砂器以泥质细腻、呈色丰富烧成后的紫砂壶保温性和透气性均十分理想，是沏茶的理想用具。但笔者却认为，它的名气并不仅仅是在于材质，重要的和其他地方的差距比较起来其有更浓厚的文人气。据说，将这种文人气的出现，是由于一位叫供春的工匠带入的。供春曾是宜兴进士吴颐山家得书童，由于受过文人的熏陶，在他后来从事陶匠的生涯中，就将这些耳濡目染的文人品味带进了自己所作的茶壶中。供春生于明正德年间（1506-1566），1522年是嘉靖元年，那是供春16岁正值青少年，于1566年嘉靖末年去世。他的从青少年直至去世都是生活在明嘉靖年间。笔者强调这一时间段就是想说明，这段时间正是欧洲人进入中国购买茶叶和茶壶的期间。供春所制作的这种带有中国文人气息的茶壶，被欧洲人一眼看中，并大感兴趣。这种兴趣也推进了宜兴茶壶的行销市场，虽然在中国的陶瓷史尚没有欧洲人定制宜兴茶壶的记录，但在欧洲的文献中却有不少这方面的纪录。 17世纪中叶，荷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在运送茶叶的同时也把宜兴茶壶运抵到了欧洲，结果和在中国一样，大受欢迎。欧洲人不仅欢迎宜兴茶壶，还努力的模仿宜兴茶壶，欧洲的银匠们就抄袭了这些中国新颖的设计，并据以造出各式变化，知名的英国安妮女王银茶壶造型，便源自一只梨形宜兴壶。 有位荷兰陶匠专门仿制宜兴壶，1678年在报上登广告吹嘘自己：“制作之红色茶壶取得如此完美之成就，颜色、纯度、耐久度，毫不逊于东印度进口原版。”宜兴壶在中国也以其自然主义风格闻名，作品常采“象生”形制，如莲花、瓜果、石榴、葫芦、竹子等等。西方也纷纷模仿这股异国情调，因为这种有机造型令他们的客户着迷。大约在1670年，荷兰代夫特的阿里.德.米尔德（Ary de Milde）；大约在1690年，英国斯坦福谢尔的约翰和约瑟夫.伊勒斯（Joseph Elers），大约在1710年，德国麦森的约翰恩.弗里德里奇.鲍特格（Johann Friederich Bottger都成功的仿制出宜兴的紫砂器。 宜兴紫砂器在英国女王玛丽二世的收藏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她的的密室“到处填满了中国瓷器，她的披风装饰有中国精美的红色饰物，令人称奇。”长期以来，中国制造各种陶瓷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都使西方人感兴趣。荷兰画家也在他们的画作中为这型中国茶壶留下永恒纪念。17世纪荷兰哈伦画家罗斯彻墩的静物画《茶什》描绘一张漆器黑桌，上面方了一把宜兴茶壶、一个气派茶瓮、数盏青花瓷杯，还有一块水晶。他的另一幅静物画《银器乌木盒》则有一只银镶鹦鹉螺，旁边也是一把宜兴壶，盖上还系了金色丘比特像，显然是暗指这种流行的中国饮料具有春药功效。 作为茶的载体的宜兴壶，在欧洲人的眼里不仅是一种器物，而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物，其仿生的造型，具有文人气的装饰，书法，当欧洲人拿起茶壶慢慢品尝其中的茶水时，其是在体味一种中国的文化气息，这种气息所代表的是一种高雅，深邃，具有东方神秘感觉的一种心理体验。所以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讲，他们饮食的茶叶未必对身体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多的益处，他们使用的宜兴茶壶又未必有多高的审美性，最重要的时期代表了一种时尚的引领潮流的风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