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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一带一路”上的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下篇)(3)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民俗学网 方李莉 参加讨论

    十三、瓷器传播与物质文化塑造
    在今天的人们的眼中,瓷器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物质产品,但殊不知,中国瓷器的发明却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中国瓷器的输入改变了许多地方的生活方式,卫生习惯和文化礼仪。
    从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讲,在中国瓷器输入之前,东南亚一些国家没有理想、适宜的饮食器具。在马来半岛洛坤附近、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文莱一带古国“饮食以揆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有的“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所以当中国瓷器一经输入,就成为了他们理想的饮食器具,这种器具因其卫生、实用、便于清洁等优越性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以致东南亚“寻常人家……盛饭用中国瓦瓮”。当然那些地方相对比较贫穷落后,所以,中国沿海一带烧制的粗瓷常常被销售到那些地方。
    中国瓷器的输入不仅改变了东南亚一带的生活方式,包括欧洲的生活方式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输入得到改变。在17世纪之前,欧洲很少有人单独进食。当时的勺子、杯子、盘子非常稀有,所以,用餐是一种社会性的群体行为,即大家共用碗盘。在当时的风俗画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共食是常态:众人共享一杯、一碗、一盘、一勺吃喝,当时的礼仪手册指示:“喝前,切记先用布把你的嘴和手擦净,才不会弄脏杯子,否则同桌的人都不想和你共饮。”其实这种习俗,在今天的某些基督教堂里还仍然保留着,当做完礼拜领圣餐,喝象征基督血的葡萄酒时,仍然是大家共用一个杯子。
    当中国的瓷器进据餐桌成为普遍现象之后,欧洲集体共享的进食风俗开始从上流阶层撤退,此时,卫生观念、自我节律、社交礼节也同样发生改变。来自中国的全套瓷器的餐具的出现,不仅为每个人的进餐空间画下范围,促使同桌互动遵守自制,同时,餐桌礼仪的重点也开始从如何共享公碗,转向如何正确的用刀叉按住烤牛肉,单独使用属于个人的整套杯盘刀叉的餐桌文化,使欧洲人的饮食文化进一步走向高雅化和卫生化。
    瓷器不仅是一种是用于日常生活的器具,其还具有文化的象征意义,当中国瓷器进入到东南亚的一些区域时,那些地方还处于原始的部落状态。作为从中国一个如此高级文化中输入的瓷器,就被当地土著赋予了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色彩。这些中国瓷器被土著们用作巫术仪典上摆放高级供品的器具,举行仪典或给人治病时,少不了使用这些瓷碗、瓷碟,一边舞动,一边敲击,或把该病的符写于瓷器上,置水饮之,以求神灵的到来,让百病远离。这种将中国的瓷器赋予神性的习俗,不仅是在东南亚,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一样,他们用青花瓷装饰城门、墓壁以及墓柱。
    另外,瓷器还是一种文化的礼仪用品。当中国的瓷器到达邻国日本时,其连同茶叶及禅宗一起,形成了茶道文化,直到今天日本仍遵循唐宋旧制的点茶法:以竹筅将茶膏搅成绿色汤花,再端给客人饮用。整个过程和技巧费时、费工,需要大约三十种茶具,遂成为“茶之汤”或谓“茶道”的中心焦点。在日本“唐茶”茶叙大受欢迎,常伴有博弈与清酒。雅致寂静的“茶室”自成一隅,与宅中日常起居作息区域分开,成为赏花、诵诗、赛香(参加者辨嗅各式香料)之场所。在这样的茶空间里必备之物包括:漆画屏风、带轴的绘画、带座的瓷瓶、青铜香炉与彩绣锦缎。这些道具和享用这些道具的人构成了一种以茶为中心的文化气氛,这就是茶道。这种茶道是唐宋时期的中国文化,但在其本土的中国这套高度结构化的社交、精神仪式已经消失了,却完整地保存在了日本。今天,其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传统文化。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物质产品的介入,往往改善的不仅是某种生活中的某个局部的器用方式,其还连带了一整套的文明和习俗的再生产。
    十四、被“粉碎”的中国瓷器
    当欧洲人第一次进入亚洲市场,并能直接与中国人做生意以来,他们狂热地从中国进口瓷器,透露了自从他们展读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记事以来,对中国抱持的那份又慕又羡之心。当时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都以能拥有中国的瓷器为荣耀,但由于大量的购买中国的瓷器、茶叶、漆器等,导致了欧洲的银元都被流入了中国。1571至1821年间,欧洲自南美与墨西哥进口的四亿银圆中,有一半供西方诸国购买中国产品之用,其中当然包括了中国的瓷器。由于银元的不足,导致路易14国王大量融化宫中的银器,以换取中国的瓷器。也因为大量销毁银质餐具,进而造成更多的白银流向中国以购买瓷器餐具。更有甚者,某出法国喜剧曾描绘一位贵夫人打碎了俗称为荷兰瓷的代夫特陶,宣称自己今后只用中国瓷器。欧洲人如此的喜爱中国的瓷器,被当时的人称之为“瓷热病”,这样的“病”实际代表的是当时的欧洲向这个世上最古老帝国的文化展现的第一波最高敬意。
    但这种敬意不久就动摇了。为了摆脱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仰赖,17世纪之后,欧洲开始致力于仿制中国瓷器,并进而挑战后者的产业实力。最后终于在18世纪末完成了欧洲瓷器生产在商业方面的胜利,一举将中国瓷器逐出国际市场。这项胜利,也预示了西方在现代世界将要获得的压倒性支配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瓷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全面崩盘,这种崩溃正是与中国在世界事务上划时代的衰退同步进行,也与西方势力上升、前进成为全球重心的时序相互对应。
    中国生产的瓷器在欧洲没落,英法工厂生产的瓷器在国际市场称胜——反映了欧洲和亚洲之间关系的大逆转。此时的欧洲,不再接受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巨斥了中国瓷和中国情调。中国瓷器和中国美学,此时引发的都是负面反应。熟悉中国的欧洲商人开始反驳耶稣会士描绘的,被理想化了的中国形象,并详细地指出,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官吏腐败衰弱的一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当年欧洲对中国瓷的狂热,预示了一个崇拜中国时代的到来,而一旦中国从模范榜样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中国的瓷器也随之一起摔到了地下。
    多少世纪以来,景德镇以天下瓷都的称号一向雄踞瓷器产业的霸位,此时终于遇到了无法击退的劲敌。景德镇代表工业革命之前手工业的最高峰,它的劳力密集的工作方法、大规模分散化的结构,足以应付来自日本和东南亚大陆的挑战。然而,这一切优势、自信,却在1800年之后很快丧失殆尽,因为世界体系的重心移转到西北欧各国,机器代替手工,集约化,规模化代替分散化,多样化的时代终于来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句名言,点出了世界秩序此番大洗牌的关键前提:“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群岛航线的开发,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两大事件。”
    正是由于这两件大事的出现,使当初最多不过是欧亚大陆一处边陲成员的欧洲,却在近世初期开始崭露头角,攫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它不仅开拓了全球海运航线,还在南、北美洲植入欧式社会,并将亚洲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塑造出新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最终一手催生并主导了现代的诞生。在这新的一场较量中,中国的瓷器不仅是失去了长期以来的巨大的海外市场,还是失去了整个国家的文化竞争力。长期以来西方人膜拜的并不真正是中国的瓷器,而是中国的文化和礼仪制度,当这些东西不再能引起西方人膜拜的时候,中国的瓷器也就自然的被西方世界丢弃并摔碎。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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