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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的重要方面，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带有压抑性和同质性，因此，如何超越现代日常生活便成为当代思想的一个问题。本文从列费伏尔和赫勒所提供的两种不同思路切入日常生活批判，进而比较了这两种路径的异同，从而审视了日常生活批判的多种可能性。 关键词 日常生活 感性 理性 乌托邦 审美现代性 自上个世纪30年代，法国哲学家列费伏尔(H. Lefebvre)首创日常生活批判以来，①提倡生活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成为哲学、美学、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关键词。②虽然日常生活古已有之，但需要强调的是，前现代日常生活和现代日常生活有诸多差异。我们需要讨论的现代日常生活问题，是现代性的表征。 “游戏城”的节日狂欢 到底何为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列费伏尔的界定是:“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关系密切，它涵盖了有差异和冲突的一切活动;它是这些活动会聚的场所，是其关联和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才存在着塑造人类———亦即人的整个关系———它是一个使其构型的整体。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影响现实总体性的关系才得以表现和得以实现，尽管总是以部分的和不完全的方式，诸如友谊、同志之谊、爱情、交往的需求、游戏等等。”③ 在列费伏尔看来，日常生活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由于启蒙运动，知识和哲学思考被突出地强调出来，人类活动根据古典的区分，被区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部分。理性代表了人类的高级机能或能力，它属于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而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是不值得关注的，它与人的感性等低级机能有关，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列费伏尔对日常生活的讨论首先集中在前现代与现代非区分上。在他看来，前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与其他今天看来属于特殊的活动(比如艺术、科学或哲学等)并未分离，韦伯则把这种前现代整合描述为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支配。人与人、人与自然、生产与消费、劳动与闲暇，并未出现明显的分化。这一阶段日常社会性、民众狂欢节庆以及集体仪式等，代表了共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照列费伏尔的历史观，日常生活在前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相对于非日常生活(亦即那些特殊人类活动)的区分性概念，而是一个整合未分的概念。恰如韦伯指出的现代性是一个价值领域不断区分的过程一样，列费伏尔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分化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劳动出现了分工和专门化，家庭生活及闲暇与劳动相分离，个体及其有机的社群生活和本真的交互主体性相分离，人变得越来越孤独和内向，意识分裂为公共的自我和私人的自我两个层面，劳动也区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社会互动关系趋向于纯粹的实用主义，受制于生产和市场的要求，人们的大多数生活时间受到僵化的、固定的社会角色和自觉行为与意识的制约，人们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生活性质。列费伏尔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想像性和创造性的人类活动日益转化为刻板的和商品化的形式，物的交换价值统治着其使用、使用价值，这就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④列费伏尔尤其感到，中心化的国家呈现为对人的异化的崇拜，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力量和能力越来越被一种无名的、科层化机制所制约。于是，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出现了不可弥合的一系列分裂: [个体]同那种能够滋养或甚至存在的生存条件相分离，他相信自己会是自给自足的，并期望如此。……当个人主义的倾向塑造了个人生活时，从字面上说是一种私人化的生活，一种“被剥夺”的生活:亦即剥夺了现实，剥夺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某种人与任何事物疏离开来的生活。这种生活分裂成矛盾的或分裂的两极:工作与休息，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公共场合与私密情境，外在机遇与内心秘密，运气与命运，理想与现实，不可思议的东西与平常事物。⑤ 更进一步，列费伏尔分析了现代性早期向晚期的重要发展趋向。他发现，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50年代，现代性的发展是由这样一些因素构成的，比如日常活动与愈加专门化的活动相分离，有机共同体的瓦解，交换价值取代了实用价值。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到两点:第一，在现代性的早期阶段，日常生活相对来说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比较关注人的感性世界、主体间对话和情感关系。因此，这一时期日常生活尚能作为抵御越来越强大的功能主义逻辑的屏障。随着晚期现代性的来临，日常生活趋于稳定、结构化和功能化，因而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以抽象商品形式出现的量的关系取代了质的要求，社会生活的深度、复杂性和差异性逐渐瓦解，日常生活的重复性越来越受到功能主义逻辑和经验同质化的侵蚀。列费伏尔把这种日常生活的社会称之为“受控的消费科层社会”，其特征体现为作为人类认知和知识一般形式的理性越发地趋向于纯粹的科层化形式，消费压倒了生产，这就导致了日常生活必然处于总体统治和商品化之中。⑥第二，在现代性的早期阶段，对抽象理性优越性的普遍诉求，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不断进步的历史理念曾是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然而到了现代性的晚期阶段，随着社会文化诸多领域出现了碎片化，启蒙运动的普遍意识形态陷入了技术的合理性之中。更重要的是，消费主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需求和动机的操纵，社会体制又激发了商品和形象所无法满足的欲望。这种满足是消费社会的目标，但它却无法推销快乐。结果却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和焦虑，进而导致了价值观的深刻危机。⑦ 列费伏尔继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着重于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和拜物教性质分析，但又有所发展。他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符号表意理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日常生活的语义学问题。从前现代传统社会的现代性早期阶段再到晚期阶段，一个显著的发展是形成了一个自足的自我指涉象征系统，它深刻地改变了前现代社会的语言范式。在他看来，前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听觉，它与面对面交往和在场性密切相关，具有对话性和丰富性。而现代性条件下，技术的功能逻辑和科层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导致了语义学范式的转型，视觉及其形象占据主导地位。恰如加迪纳(M.E. Gardiner)所作的概括:列费伏尔认为，在前现代社会，语言是完整的文化的一部分，构成了同一的象征体系，它传达出相对稳定而又丰富多元的意义。随着文化的碎片化和交换价值支配了使用价值，词语和象征符号便逐渐与其指涉物分离，所指和能指断裂了，由此陷入了意义的危机，剩下的只是“无意义的能指的流动股票”，它与真实物、人类劳动和社群活动脱节。现代性中的交往越来越以储存、复制和传播等电子形式为中介，因而脱离了日常社会性。前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听觉很大程度上被纯粹的视觉刺激(书面文字、电视、摄影等)所取代。活生生的言语丰富色彩和个性化共鸣被书写技术所取代，这种符号范式显得日益僵化、匿名和非语境化。更值得注意的是，书写促进了理性管理、监视和技术科层力量的运作。在这种条件下，多元化的丰富的象征系统被单一的信号所取代，后者把语义场简化为单一性并传达出固定的观念和概念。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对话被独白所取代。活生生的表现性语言蜕变为索然无味的说教。个体被广告工业和大众媒介的“大量符号”所淹没，日趋被动地和无动于衷地迷恋，并把这些信号中的意识形态符号加以内在化。大量符号取代了行为者，提供了参与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欲望实现的替代物。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