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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丁东1951年生于黄浦江畔，幼时随父母迁居北京，就读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和师大一附中。“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被卷到了太行山区漳河畔的一个小山村，种了三年地，1972年进省城当机关干部，1977年参加高考，次年春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当时钟情于文学，以后到山西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学理论的编辑和写作。上世纪90年代，兴趣回到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半个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主编有《口述历史》，著有《冬夜长考》、《尊严无价》、《反思历史不宜迟》、《午夜翻书》、《思想操练》(合著)等书。 “上山下乡”逼人思考 与很多学者相比，丁东童年对于“文革”的回忆对于他的学术思路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对于他的学术道路产生影响的，倒是在“上山下乡”开始之后。 我的父亲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母亲是教师。从“反右”一直到“文革”，我的父亲既没有整过人，也没有挨过批斗，按照当时“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划分标准，我们家算是中间，也不红也不黑。我的小学和中学，在北京都是重点学校。 这种背景，注定了我当时只能是一个主流思想的接受者。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是从“文革”的“上山下乡”开始的。 1968年底，我到山西庆县下乡。当时下乡的知青都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梦想着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大有作为”。但是到了那里，才发现现实很残酷，根本不能大有作为。我下乡的时间并不长，在那里劳动了三年。在那里，劳动强度很大，农民干什么活我们知青就干什么。村里的干部好大喜功，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修“大寨田”。 村里一个月分给知青的粮食是四十多斤原粮，磨成米面只有三十多斤。平均到每天只有一斤三两，根本不够吃。当地的农民倒能吃饱，他们寅吃卯粮惯了。现在想起当时的感受一个是饿，还有就是困。 那时候，我还经常写点东西。因为这个县里的通讯组让我做他们的通讯员。有时候我写的东西还能在《山西日报》等报刊上登出来，在县里也算是不容易的事。后来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到我们那里选干事，县里就推荐了我。我在那里领了12年工资，干了8年。 上了山西省委里的“十一人名单” 当时的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许多人，都是后来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活跃的思想，以及丁东自己切身经历的事情，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在那八年的时间里，我对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认识不光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而是加入了感性认识。1976年到1977年那段时期，我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经历了清查“四人帮”运动，当时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吴象先生，他现在在北京，退休之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在中国农业改革过程中是万里的主要助手之一，吴先生开明，水平也高。政策研究室人不多，但是都是一时之选：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所长刘树成、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刘梦溪，当时都是那里的干事。 清查时吴象被列入了“四人帮”之列。事实上，吴象不但不拥护“四人帮”，而且对江青等人很反感。当时上面把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打成了“裴多菲俱乐部”，派入了工作组。当时我跌了几句二话(山西话，说实话鸣不平的意思)。后来省委批下条子，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必须解散，有十一个人必须赶出山西省委。在那个十一个人的名单上，吴象是第一名，我是第十一名。那时我已经在政策研究室工作了六年，我跟上面要求参加高考，然后就带着工资进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1977年我选择高考其实是为了避难，否则我就要被下放到公社去。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时的山西省委办公厅又把我找回去，说过去的批示不算，我毕业之后还欢迎我回去。 为《老照片》和“口述史”出谋划策 毕业之后，丁东又回到了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但是昔日的气象已经不复存在。两年之后，丁东调到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在那里，他与高增德、谢泳、智效民等学者经常在一起聚会，加上大家的研究领域比较相近，都是知识分子研究。 在外界看来，俨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研究群体”。丁东选择知识分子问题，可以说是“自动归位”：他在山西大学学的就是历史。在这之前丁东的工作似乎跟他的专业没有太大的联系，但是丁东的“自动归位”，与其说是专业的回归，倒不如说是对自身命运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在山西受到了一些压力，基本上是被打入另册。年底单位为职工评职，打合格就算是照顾我了。那种滋味甘苦自知，有些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后，从此绝了学术研究的想法，干脆去下海经商。但我却开始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民间的几代思想者，他们的经历中必然是有某种劫难，这种劫难往往又成为他们思考的动力。所谓思想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想。只有感受了自身经历的磨难，才产生了追求真理的冲动。 上世纪90年代，丁东来到了北京。一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还要看周围的环境。山西和北京对于丁东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最重要的一点是，地域的改变让丁东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北京，丁东介入了许多杂志和学术活动，结识了许多一流的学者。虽然丁东的著作并不多，但是他的学术活动却很丰富。 我介入到杂志中，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文化追求，最初的原因主要是介入杂志对我的经济条件不无小补。原来我所在的山西省工资水平本来就低，社科院更是一个清水衙门，我开始在北京漂着的时候，一些报纸和杂志(最初是中国摄影报)就希望我能够在他们那里做兼职的编辑，帮着他们组组稿子，搞搞策划。 我从他们那里挣一点小钱，我则给他们贡献出我的智力资源和人脉资源。 我真正介入到杂志中是从《老照片》开始。我成为《老照片》的特约编辑是在2000年，当时《老照片》已经出版到了第十四辑。《老照片》严格意义上讲不算是杂志，但定期出版，跟杂志差不多。我介入《老照片》已经不单单是为稻粱谋了。《老照片》的文化理念跟我的文化追求十分一致，但是他们地处济南，我在北京，地势上比较有利。我的介入，既体现了我的追求，也弥补了《老照片》的地势缺陷。 后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出版了《舒芜口述自传》之后，反响不错，他们想扩大规模。出版社的郭沂纹找到我，想让我跟他们一起做一套口述自传丛书。我跟郭沂纹说了我的想法：那就是不单单做口述自传丛书，而是要立体化。我当时提出了四个品种：口述自传、专题口述史、口述史的理论丛书、还有就是《口述历史》系列。郭沂纹说：“好啊。”思路定下来之后，按照计划就开始操作《口述历史》，本来计划是三个月一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到现在只出了两本，第三本还没有出来，这距离《口述历史》创办已经过去三年了。 让有价值的思想与大众见面 丁东曾经写过一篇《其人其事》，叙述他和学术界一些老人的交往，我当然要跟他聊这个话题，我希望从我们的交谈中挖掘出更多的细节。但是丁东并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对于这些老人的讲述极为简单，但却透露了他在文章中没有写到的信息。与这个话题相比，他更喜欢谈知识分子，我觉得，在他对知识分子的体认中，包含了丁东的夫子自道。 我交往的人面比较广，从年龄上讲，文化界老中青三代我都有来往。交往的人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有的老人给我思想上的影响，有的给我人格上的影响，有的则是学理上的。在思想方面，给我启发比较大的有朱厚泽、王元化、袁伟时等人，我在这些人的身上感受到了思想家的气质。这些人除了袁伟时之外，大都在体制之内担任过比较高的职务。我觉得中国当今的思想家，考虑的是政治思想。我最近看徐友渔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李泽厚曾经说当今哲学最热的是政治哲学，正好可以跟我上面说的形成一个对照。 对于一个有从政经历的人来说，思考问题跟学院里的人角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的身上，学理和现实是打通的。 跟这些老人的交往也跟这几年我的学术研究方向相关。我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发掘和整理民间思想。 我想把毛泽东时代民间思想者的思想遗产打捞出来，给予应有的定位。如果说大家认可我，我想也是因为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 要说我的特点，我觉得我在退休之后干的事情反倒更多了。跟一般学院里的学者比较起来，我经常在思想、学术和市场几个层面兼顾的缝隙中做一些事情。对于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我有很深的体会，社会应该有这样的人：他能够发现有价值的思想，然后为这种思想寻找适当的载体，使之与大家见面。 应该说，现在并不缺乏思想者和敢言之士。但是既有思想，又能做一点事情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来源：新京报 记者 陈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