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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从口述史料在历史纪实著作中的使用到口述史的大量整理问世，敏感的新闻媒体在近年已经不断地以“时髦”、“火爆”这种耸人听闻的语言来形容出版界这一热潮了。但就口述史学界而言，虽然学术事业的体制化和规范化受到重视，对中国口述史活动的评估和基于这种评估的实证理论研究却严重滞后，基本上止步于重复旧有的述评或对西方理论的译介。于是，新闻媒体仍然在给口述史以“用每一个细节还原真相”、“重现历史真实面貌”之类的嘉许，似乎在当今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的时代，我们的语言竟然是可靠的了。而且，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伪口述已经侵入电视媒体和口述史出版活动。因此，检讨当代中国口述史发展并确认它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不仅有益于口述史运动的专业化和规范化，而且有可能为我们在关乎民族精神世界的公共历史建构中摆脱名利实用主义趣味提供一些经得起辩论的思想资源。 一 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所产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有关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的历史叙事，是直接关系到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根本问题，所以党的领导者一贯重视乃至直接参与、指导并设立了专门职能机构承担中共党史和近现代史的研究、编审和出版工作。自然地，当代中国的历史编纂便是一种有组织写作。包括口述史活动，无论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丛书，还是始于六十年代的《文史资料选辑》，都是这种有组织历史写作的一部分。 对于领导人民战争的革命政党来说，作为统一全党思想从而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的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的历史写作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战斗机能。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执政党指导国家学术事业的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了广泛的人民自由权利，“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从事学术研究。而且，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开始强调学术自由。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学术需要“自由争论”。但后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突发事件造成的紧张和国内政治状况的复杂化，宪法范围内的学术自由方针未得实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旗帜下的政治实用主义历史研究越来越沦为政治斗争和制造个人迷信的工具，在此起彼伏的批判运动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历史写作的有组织性更得到了强化，以至肆意篡改、阴谋炮制、捏造罗织、攻击陷害，以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确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路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大力倡导“打破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为推进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在1978年7月21日特别指出不要“下禁令”、“设禁区”。此后又再三强调“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肯定“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励下，历史学术界奋起批判“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针对过去“伪史泛滥、真史沉沦”的状况，学者们揭批“四人帮”为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而糟蹋学术、迫害学者罪行的同时，还确认了历史学“求真”的学术宗旨和以“科学的诚实态度”、“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摒弃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共识为基础的工作伦理。于是，思想解放大潮中的历史学开始恢复生机，出现初步的繁荣。特别是对被认为是“遭受劫难的重灾区”的党史学以及相关的现代史、当代史研究，学者们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呈现出思想活跃、研究扎实、成果丰富的局面。 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复兴和繁荣，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了党中央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推动，而史学研究在重新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的丰富成果又配合并推动了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工作获得了更加严密的合法性阐释。对于这种学术与政治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的形成，传统的有组织写作体制当然地发挥了积极有效的功能，但学者们在反思中获得的关于独立思考的自觉和受到思想解放鼓舞而产生的为“求真”而学术的勇气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在新时期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时代“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政治实用主义学术研究把文献史学变成了黑体字突出的语录史学，那么专业化时代“以文代史”或“史而复史”的名利实用主义则把文献史学变成了不知所云的职业病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和文化氛围中，历史知识黑洞愈发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探求和反思欲望，受到市场挠当В?0年代中期，一种主要以口述史活动为载体的个人主义历史写作登场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