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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以上梳理我们可以认识到：当代中国的口述史运动缘起于破除政治迷信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当时由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造成了反思历史的强烈渴求，但传统学术体制的知识供给机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当“真实是一切历史取信于人的条件”的“求真”意志被肯定之后[4]，作为探索历史新的写作方式的知识供给和作为市场存在的知识需求，共同创造了以“我”为主体的口述史历史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对史料挖掘、历史知识或传奇阅读的需求；其得以成功的合法性，在于难以否认的真实性、基于道德的客观性和由此发生的巨大市场性。而从具体发展来看，口述史运动基本上在三个走向上展开，一是反思苦难的人民历史路线，二是揭秘内幕的传奇历史路线，三是提供史料的实证历史路线。它们分别代表着思想的和社会史的、文学的和畅销书的、求正的和政治史的三种历史写作策略。 在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口述史运动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日趋规范化，原因是专业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参加。大致看来，人民历史路线口述史工作在九十年代以来出版有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李辉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另外妇女口述史项目取得了多种重要成果，如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经过十年的努力于2003年出版了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传奇历史路线口述史方面，《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从1995年起已出版多辑。而作为实证历史路线口述史工作重镇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不断地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口述史成果，从2004年开始又推出了以重大决策和重要历史事件亲历者为主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另外新近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刘英自述》（2005年）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王光美访谈录》（2006年）问世。第二个特点是一些学术出版机构为了“用高档次的可读性进行商业上的突围”[5]，策划大型口述史丛书。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2002年开始由专业学者主持编选“口述自传丛书”，2003年又推出了连续出版丛书《口述历史》。而此前，北京大学出版社从1999年就开始出版“口述传记丛书”了。第三个特点是在持续的口述史出版热潮中，传统的教科书史学出版物也开始呈现口述史的面目，如《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济南出版社2002年）。另外，有一些伟人或重大题材的电视专题片访谈内容也成书出版。与此同时，口述史工作的学科建设和体制化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2004年12月，“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但或许应该认识到，口述史的目的首先不是给疲软滞胀的图书市场谋求商业利益，其次也不是为学者谋求职业化的项目；口述史，它应当是我们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谋求自我认识、互相理解以建立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从而为共同利益寻求协调行动的一个有效手段或途径。不过事实是，由于商业利益的片面拉动，口述史运动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无根据口述、有脚本口述和翻版虚构口述等伪口述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作为史料收集积累的口述史工作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相关的公共历史研究写作却严重滞后，以“批判口述史学”的立场对口述史料、档案文献作综合分析从而得出重要历史结论的学术工作就更为罕见；也就是说，除了名利实用主义价值观主导的活动，作为学者的责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自觉。总结起来，一方面是职业化的为口述史而口述史，但失去学术方向感和目的论的口述史料积累；另一方面是市场利益拉动下出现的伪口述出版对口述史料可靠性的破坏：当代中国的口述史运动应该说是遇到了意义危机。它和没有纳入本文述评的日本侵华战争受害口述史活动类似：受害口述采访的发端本来和民间索赔运动有关，但由于国际司法体制的欠缺、日本的顽固态度等原因，战争受害口述史似乎只剩下“忆苦思甜”这种难以差强人意的意义了。所以，或许应该明确起来，口述史本身并没有独特的目的，它的目的应该是为文献史学提供更加丰富的史料和多元的视角，以构建更加具有公共性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与其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口述史学，倒不如在依法推动开放档案和抓紧资料整理等历史学基础方面着力用功；因为只有以文献史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才能建立对内为我们提供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历史，对外讲清楚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自己的故事。简单地说，无论市场“火爆”到什么程度，也无论学者如何鼓吹以自重，口述史学也大有可检点之处；因为口述史学不仅在功能上不能取代文献史学，它还更需要与文献史学相参照的批判研究———即使是以民间口述做社会史的研究，保存在档案机构的大量地方政府给中央的报告和中央在地方做的调查报告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而且，泡沫口述史现象本身已经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社会学术腐败和道德滑坡的一个新的证明，因此也有必要考虑引入“科学发展观”了。 参考文献： [1]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355，8。 [2]叶永烈，姚文元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343－344。 [3]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1。 [4]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429。 [5]沙林，谁述历史可凭信：“口述历史”努力不当“小女孩”，中国青年报，2004年1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