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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谓个人主义历史写作是以个人的经历为叙事中心的历史写作，同时写作本身也是一种个人行为———既没有明确的组织性，也不突出建构宏大历史叙事的志向。由于历史学家的学术工作具有形式严格的规范性，个人主义历史写作首先被感情充沛而善于形象表达的文学家所实践。从1980年起，著名作家巴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逐集推出了以回忆和反思“文革”苦难为主要内容的《随想录》。1987年出版合订本时，巴金特别说明：这些文字，“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巴金还相信“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显然，文学家找到了以个人苦难揭露历史的写作形式，既可以避免伤痕文学的虚构性，又可以克服历史研究面临的材料不足的困境，从而成功地为人们提供了基于个人经验的历史知识和哲学思考。同一时期，同样是资深作家的梅志背负着对丈夫胡风“我会帮你说清楚”的承诺，写作发表了夫妇二人二十余年冤狱的苦难史《往事如烟》、《伴囚记》、《在高墙内》三部纪实文学作品，从1986年相继发表后合成《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出版。比较起来，梅志的写作在思想界的影响不如巴金的《随想录》，但无论在历史叙事的系统性还是在对历史研究资料的贡献方面，都超过了《随想录》。 如果说巴金和梅志对历史学的介入是由于作者本身具备写作资质而发生的一种文学行为，那么曾经是“伤痕文学”作家的冯骥才的历史学意识便更加自觉———他选择用口述史方法去寻访和记录那些不具备写作能力的“文革”受难者的经历，其目的是“为一批普通的‘文革’经历者立档”。而且他宣称：“我对‘文革’的所谓高层‘内幕’从无兴趣，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而“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1]这可能是对口述史之“人民史观”的自觉，更表达了对个人主义历史建构的热情。因为如果没有人倾听和记录那些无能力写作、发表的“人民”的经历，他们便无异于被堵住了嘴，其真实经历则永远被排斥在历史之外了。冯骥才的口述史活动从1986年开始持续十年之久，陆续发表于《收获》、《当代》等多种文学杂志，1991年以《一百个人的十年》为题成书，后又再版。与冯骥才大致同时开始口述史活动的还有“文革”后受过高等教育并在报社就职的李辉，他把综合使用了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而写成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称为“历史纪实”———更多的人把这类作品称为“纪实文学”———显示出受过专业学术训练者从收集到运用史料的历史学自觉。李辉的这部著作最初发表于1988年第4期《百花洲》杂志，后在国内、港台和日本多处出版。冯骥才和李辉堪称最具当代意义的中国口述史活动的践行者。 作为口述史方法对历史写作的介入，虽然冯骥才表示只关心人民而对“所谓高层内幕”没有兴趣，李辉关注的也是历史受难者的经历，但另外一些口述史活动家的写作实践证明，对“高层内幕”和高层人物历史的揭秘式写作竟也受到“人民”的关心并因此拥有广阔的市场。作家叶永烈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利用大量的采访口述资料和历史文献写作出版了“四人帮”的传记，轰动一时。作者本人称自己“自由选择传主”的原则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和“无人涉足”，并进一步解释说：就是传主“众所关注”但“读者欲知而未知”，而且“这些人物常常处于禁区之中，或属‘敏感人物’”。但“惟其棘手，惟其敏感，才有写头”。[2]这应该显示了作者对读者市场的洞察和个人主义历史写作立场的坚持。果然，那些被作者称为“黑色系列”的传记有的经多处出版，在九十年代又被时代文艺出版社以《四人帮全传》的总题名列入“实录丛书”再版，反映了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另外，叶永烈对“红色系列”也有涉猎，他利用采访知情者的口述史料，在九十年代出版了有关毛泽东和“中共核心人物圈”或高层内幕或生活秘闻的纪实著作，进一步拓宽了其敏感路线。 在通过采访口述记录进行揭秘式历史写作方面，如果说叶永烈主要以“黑色敏感路线”赢得了图书市场，权延赤则可说是以“红色神秘路线”取得了成功。他在1989年的3、4、5月，推出了根据对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采访编著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和《领袖泪》。然而，在这些题名貌似极具史实和思想冲击力的书中，所记载的多是些秘闻趣事私生活，如有的标题就是“镜头前的领袖私生活”。作者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前言中写到，他向毛泽东的卫士长提出带“浪漫色彩”的问题，诸如：“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最讨厌什么？最怕什么？你见过毛泽东哭吗？你见过毛泽东发脾气吗？你见过毛泽东吵架吗？”而且作者相信：“对于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表现出同我一样的强烈兴趣。”[3]显然，沉重的书题和揭秘式趣味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很容易抓住精英和大众两个基本市场。这种领袖揭秘式采访写作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共和国缔造者的情感世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生活中的领袖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龙困———贺龙与薛明》（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等。 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当代中国口述史运动，除了上述个人主义历史写作努力，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离开工作岗位的革命老干部所作的有组织口述回忆活动。其中，一些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以给后人留下研究史料和纠正对国内外发生的有关重大事实的记述讹误为己任，工作方式一般是自己口述史实，在记录整理的基础上由工作人员参阅档案文献资料写作成文，再由口述者审阅修改，然后经征求有关方面或部门的意见，最后修改定稿，交权威的出版机构出版。这类著作有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和《峰与谷》（红旗出版社1992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等。由于专门工作人员的参加和革命老干部使用相关资料的便利，这些著作大都使用了不对外公开的档案资料，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而且，革命老干部本身的权威也使得他们能够在拥护《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前提下强调自己的认识、肯定自己的努力，为学术研究做出自己力所能及并且是无可替代的贡献，因此是一种包含了口述史活动的回忆与研究型工作。 而在上述这类重要的革命老干部的口述和写作工作之外，还有党和国家的专门研究机关出于本身编辑研究工作的需要所做的老干部口述史工作，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这些采访一般在组织手续和工作程序上都很规范，经过现场录音、记录整理，而后归档保存、内部控制使用。目前，这类口述史活动的成果或被使用于老一辈领导人的传记、年谱，或刊登于专业杂志，或散见于《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话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之类的访谈录，已出版专著多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整理，如《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邓力群的《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朱元石主编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等。大致说来，上述两种老干部的口述史活动虽然是有组织历史写作的一部分，但其在动机与内容两方面都有使历史向“细”推进的努力，而且与有组织写作的已故领导人的传记相比，个人色彩显而易见。个人写作的倾向越来越表面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