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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总体性观念或视角，是哲学把握生活世界的必要中介。“后现代”对本质主义的解构，并非没有道理，但同时也造成某种总体性的危机。建构非本质主义的总体性，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对假设性的自觉和多元性的认可，以及对实践观的某种超越，或许具有某种前提性的意义。 〔关键词〕 生活世界；本质主义；总体性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6－0006－06 生活世界或生活本身从来就是一种流变性的存在，不仅具有无限的多样性，而且日益呈现出复杂性的特征。这不仅使个人所渴望的生活意义殊难着落，使整个人类的命运难以捉摸，同时也使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思更加困难。生活世界是人的生存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当代西方哲学普遍指向与关注的重要领域。就此而言，如何把握生活世界或生活本身，似乎已构成当下的哲学思考所不能回避、无法弃绝的冲动与自觉：哲学，既宿命一般地属于生活并被生活所累，或许又可以因某种对于生活本身的独到理解、启发与引导，而历史性地成就自身。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有赖于对于非本质主义的总体性的自觉建构。 (一) 任何思考都无法曲尽生活世界的流变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正如短暂的人生无法洞悉全部的人类历史，有限的人类历史无法阅历全部的宇宙过程。如果我们把流变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作为近代以来生活世界渐趋显著的某种征候，并且假定哲学并不甘于被这个世界的繁枝密节所迷惑、被它的湍流竞涌所淹没，那么显然，只有通过某种总体性视角或观念，哲学才能对生活世界形成自己的理解和可能的把握。 虽然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才由胡塞尔以某种方式将生活世界作为哲学反思的重要对象（就某种意义来说，也可以看作是唯一对象）突显出来，但是从近现代思想史上看，将某种总体性作为哲学理解生活的主要中介，似乎也不乏颇具深意和创意的个例。卢梭认为他的时代“只有一种浮华和欺人的外表”，到处都是“没有道德的虚荣，没有智慧的理性和没有幸福的快乐”，显然并不只是其本人的一时之慨；作为其根据而被把握到的，还有一种此前尚未得到充分自觉的人类生活的总体性，即：以“铁和谷物”打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近代所谓理性或“文明”及科学的现实基础，它不仅是人类生活当中种种“不平等”的根源所在，也是“人类的没落”的主要因由。①虽然我们在人类是否走向没落这个问题上大可存疑，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卢梭的独到与深刻之处还是相当明显的——他在启蒙运动的早期就对它所极力张扬的理性精神构成了锐利的反思：在卢梭看来，以所谓理性来总体性地解释和昭领社会生活，还是相当表面的，因为它本身还需要一种现实-历史的说明。此种看法，不仅在当时欧洲的思想理论界造成不小的震动，后来还为马克思以更加敏锐的问题意识厘定阶级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恩格斯甚至对此指出：我们在卢梭那里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路，[1]即从社会历史本身当中（而非历史之外）探寻某种结构性的关系（而非抽象实体，如人性），并且以更加自觉的辩证方式说明之。区别于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经济决定论，“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2]辩证法更适于揭示总体性，而总体性也更能被辩证法所揭示，卢卡奇因此而将总体辩证法强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特征，其着力反对的其实是某种形式的对于总体性的遗忘。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其实就是“现实领域”，在胡塞尔那里，“每个实践，每种科学，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每个人，或人的群体及其创作物也都隶属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构成了规定我们确定目标、行为选择边际的‘地平圈’，而且它对客观的科学世界、主观的特殊视界具有着‘奠基的作用’、‘统一的作用’。”[3]在笔者看来，生活世界作为某种赋予其内部各个部分或各种成分以意义的总体性，被胡塞尔以鲜明的、甚至具有决定论色彩的方式引入哲学的视野，其针对性也在于对于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的某种遗忘。就思辨性和晦涩程度而言，胡塞尔并不比康德逊色；就思想内容而言，与（自然）科学的牵涉也都是重头戏。但是，与康德为自然科学（理论理性）的认识能力划定界限判然有别的是，胡塞尔通过彰显“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地位而突出的是自然科学的意义界限——正是对于生活而言，自然科学才既非万能，也非永益，它的“危机”实属意义的危机。换言之，在康德的时代，认识之不同形式之间的错位，基本上还属于思想理论领域内部的一个总体性问题；而在胡塞尔的时代，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或实践形式的普遍性僭越，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认识论的或理论上的误置，它已经膨胀为对于生活世界的、现实的统治性力量，只有廓清生活世界作为一切意义之源头与母体的总体性地位，才能消解之。显然，对于生活世界而言，胡塞尔所聚焦或锁定的这个总体性问题，具有更加直接并深阔的反思性，生活世界作为科学或理性认识的“原初的自明性的”意义背景因此而赫然地向哲学敞开。 需要说明的是，不是只有哲学才能参悟生活世界的总体性，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透露出或表达着某种具有总体性的生活特征，并且因此而不断地引发对于生活本身的深层共鸣。与文学、艺术有所不同的是，哲学是以观念的形式把握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的；同时，哲学观念因此而具有的总体性，又使它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经验性、实证性学科相区别——总体性具有更大的超验性或非实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能是本质主义的。 力图以某种本质主义的总体性来把握社会历史或生活世界，是一种典型的近代特征，其实质是以认识物的方式认识人，包括人的生活或人的世界。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此种认识方式以及作为其主要方法论支点的实证的习惯、分析的偏好、逻辑的“铁筛”和思辨的大全所抓取的，都是生活世界的细枝末节和零星片段；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此种把握往往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淖，不得不承载“本质幻想”的重荷，其结论越科学、越确凿、越根本，距离生活世界就越遥远，对于现实的人生就越空疏、任何平等的对话就越不可能。就此而言，任何本质主义的总体性就是独断而非其他，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或许是没有主义的主义）对它的消解或解构，并非师出无名——其合理性在于，对于湍流不息、无限多样、无比复杂的生活世界来说，任何自诩为已经涵括了生活之一切内容和形式的总体性规定与界说，都是抽象化的产物和一义性地营造的决定论效果；关键是，如果只有寻求总体性的意图而没有反思的自觉，那么它在事实上所贯彻的就只能是某种禁绝生活本身的、活生生的可能性的解释原则；相形之下，后现代“主义”的做法毋宁就是在代替生活本身说“不”。当然，后现代“主义”大多也存在明显的消极一面，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而言，某些后现代叙述似乎除了加重其困惑与迷惘之外，就只能让其在无所适从的生活湍流当中违心地承认：既然就那么回事，那么怎么都行——因为任何深邃的生活眼光与深沉的生活智慧，概属既无必要亦无可能的虚妄与虚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