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中，有一类兵器造型如图七、图八，其使用形式见于商代青铜器上所铸图形，如图九、图十所示。此类兵器以宽阔之开刃为主要特征，器身横置以安装长柲。此器之名于商代甲骨文中作“”，青铜器铭文中作“”，均属象形之类，此字即是“戉”[4]。而“钺”则为“戉”后起之字。《尚书·顾命》云“一人冕执钺”，东汉郑玄注谓：“钺，大斧也。”是知古人将此类大型阔刃之斧称为“钺”。另有一类兵器造型与钺相似，但在钺身上下两侧加饰以齿牙，见图十一、图十二、图十三。此器之名于商代甲骨文中作“”、“”、“”，均为象形之结构，此字即是“戚”。而“”字则是“戚”后起之字。由此，“戚”乃是一种特殊形制之钺[5]。戚，有时用于乐舞，如《礼记·文王世子》曰“大乐正舞干戚”，又如《祭统》语“朱干玉戚以舞”。而且，此类执戚而舞之事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已有记录[6]。  
      
    图七（上图左）、钺，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通长31.8厘米 宽35.7厘米，1965年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八（上图右）、饕餮纹钺，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通高18.4厘米 宽8.6厘米 重0.52千克，故宫博物馆藏
      
    图九(上图左)、商代青铜器上所铸图形；图十(上图右)、商代青铜器上所铸图形
      
    图十一（上图左）、戚，商代后期，通高34.3厘米 宽36.5厘米 重5.8千克，故宫博物院藏；图十二（上图中）、商代青铜器上所铸图形；图十三（上图右）、商代青铜器上所铸图形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封姬昌为西伯，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同时，《周本纪》在描绘牧野之战时，云周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是知，“钺”在商周时期是用以象征军事统帅。而且，钺之此种象征，也在出土材料中得到验证。西周宣王时期虢季子白盘，器内底铸铭文8行111字，记述虢季子白率军对玁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此铭文中述及周宣王之赏赐，语云：“赐用钺，用征蛮方。”见图十四。1978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二号车马坑中出土一柄青铜钺[7]，器上铸有铭文：“天子建邦，中山侯□作兹军□[8]，以警厥众。”见图十五、图十六。
    综上，直至战国时期，“钺”，始终用以象征军事统帅。西汉武帝时期成书的《淮南子•兵略训》云，君主在授命于将军之时，需“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持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此段引文中叙述的操钺授命仪式显然有其久远之渊源。
    
    图十四、西周宣王时器虢季子白盘铭文
    
    图十五（上图左）、中山侯钺，长29.4厘米 宽25.5厘米 重2.3千克，1977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图十六（上图右）、中山侯钺铭文，释文：“天子建邦，中山侯□作兹军□，以警厥众。”
    此外，基于对商代甲骨文之研究，我们了解：商王不仅是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方国联盟之最高军事统帅。而在商代甲骨文中，“王”字有“”、“”、“”等结构，均是“钺”之象形。商代青铜器上所铸“钺”之图像，多如图九所示。与之相比，甲骨文中“钺”之形象虽有所简括，但仍突出钺之主要特征：宽阔之开刃，安装之柲，甚至柲端之镦也有描绘。因此，洞察“王”字之初形，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钺”被赋予之象征[9]。
    追根溯源，斧子，是人类最早发明、使用的砍、剁类工具之一，始终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与繁衍。在久远、蛮荒的旧石器时代，我们古人使用的砍砸器之类石斧，大多就地取材，利用石料稍加打制而成，见图十七[10]。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对于此类石斧予以加工，磨制精细。以目前考古发现考察，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祖先已将一种石钺从实用的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而将其独立用作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具。在大约距今5000多年前的浙江良渚文化墓葬中，有一柄磨制精细、附件齐全的玉钺发现于墓主身体左侧，出土时龠、镦之间距离约为80厘米，且玉钺柲上镶嵌有细小玉粒[11]，见图十八，类似之玉钺又见图十九、图二十[12]。此类石钺无疑已从实用的生产活动中脱离，而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具。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此类磨制精细之玉钺同时存在于众多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中，如在广东石峡文化中亦可见到[13]，见图二十一。上述考古学文化虽相隔异地，但显而易见，此类玉钺之造型却大致相同。
    由此可知，“钺”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具，在当时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或许还应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在进入早期青铜时代之后，此种普遍存在的“钺”文化得以传承，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还发现特殊形制的玉钺——玉戚，见图二十二;同时，“青铜钺”，也随之应运而生。二里头文化中青铜钺造型多样，见图二十三[14]、图二十四[15]，是为商周时期青铜钺之滥觞。 
     
    图十七（上图左）、砍砸器，旧石器时代早期 距今约24万年，长12厘米，宽10厘米；长13厘米，宽8厘米，1964年贵州黔西观音洞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十八（上图右）、良渚文化玉钺，玉钺长17.9厘米，肩宽14.4厘米，刃宽16.8厘米，玉龠高4.7厘米，宽8.4厘米，厚1.35厘米，玉镦高2.8厘米，宽8.3厘米，厚2.3厘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十九（上图左）、良渚文化玉钺，玉钺长16.6厘米，肩宽4.7厘米，刃宽8.2厘米，玉龠高3.65厘米，宽7.5厘米，厚1.2厘米，玉镦高3.12厘米，宽7.8厘米，厚2.5厘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图二十（上图右）、良渚文化玉钺安装示意图。
     
    图二十一（上图左）、石钺，新石器时代石峡文化，约公元前2900-公元前2700年，长15.2厘米 宽10.7厘米，1978年广东曲江石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二十二（上图右）、玉戚，二里头文化，长11.3厘米，刃宽7厘米，197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二十三、钺，二里头文化，残长13.5厘米，宽6,1厘米，刃宽7.6厘米，厚0.5厘米，2000年6月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图二十四、钺，二里头文化，长23.5厘米，宽3.1厘米，内长5厘米，宽2.9厘米，197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本文起首所示之 “康侯斧”，乃习惯所称之器名，如以其形制而言，此器虽与上文所举之诸多青铜钺造型有些许小别，但其宽阔之开刃已足以自名：“康侯斧”是“钺”，而非“斧”。“康侯钺”，作为西周早期之器，不仅用以象征军事统帅，而且作器者“康侯”，在西周历史上也有着显赫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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