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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然科学”副刊是抗战时期重庆《新华日报》的重要副刊，是为适应抗战形势，在一些自然科学家和读者要求下设立的。创刊目的主要是为满足抗战建国的需要，主要内容既包括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也涉及社会政治问题。这一副刊存在时间不长，但却具有一定影响，对抗战做出了不少贡献。其停刊则是各种因素促成的。 【关键词】新华日报 “自然科学”副刊 创刊 停刊 “自然科学”副刊是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一种重要副刊，自1940年5月14日开始，到1941年1月14日停刊，基本上两周一期，共出版18期（图一、图二）。抗战时期，该副刊对于人们了解自然科学的一些基础知识、自然科学界的基本情况以及加强与国外科学界的联系，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副刊的设立有什么背景？其主要内容及撰稿人来自哪些方面？本文试图作一总结分析。 一 “自然科学”副刊第一期的编者按语写道：“由于许多自然科学者及读者的要求，本报特增加‘自然科学’专业一种，每两周一次（14日及28日），希读者注意。”可见，“自然科学”副刊的设立是与一些自然科学家的要求密切相关的。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吴藻溪[1]（图三）于1946年主编了一本《科学运动文稿》（未公开发行，国家图书馆藏，图四），其中有一篇文章《〈新华日报〉科学副刊的诞生》,是笔者发现的最早介绍“自然科学”副刊创立时期相关情况的文字资料。据这篇文章记载，“自然科学”副刊的创立主要是吴藻溪通过董必武向《新华日报》提出的，其中颇费周折[2]。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局势危急，民众对科学日渐冷淡。吴藻溪曾要求重庆《中央报》、《大公报》、《新蜀报》和《新民报》发行“科学副刊”，并推动中苏文化协会四川分会发行《科学杂志》，但都以失败告终。吴藻溪自己筹办《科学杂志》，因领不到登记证，筹不到款，而不了了之。于是他给孔庚写信，委托其与董必武接洽，希望《新华日报》发行“科学副刊”。孔庚便把董必武的住址告诉了吴藻溪。吴藻溪到董必武住处拜访，二人进行了深入交谈，董必武很赞成科学运动，表示愿意向《新华日报》编辑委员会提出发行“科学副刊”事宜。但编辑委员会开始认为科学文章太枯燥，会妨碍报纸的销路，因此最初创办“科学副刊”的计划没有成功。董必武认识到科学运动很有意义和价值后又向《新华日报》介绍，并请吴藻溪写一篇关于二期抗战的科学运动的文章在《新华日报》“七七特刊”发表，但稿件没有排好就被日机炸毁，董必武派人向吴藻溪道歉，要他补写一篇交《群众周刊》发表。文章发表以后，人们对科学运动有了一定认识。此后，吴藻溪等人又曾为生活书店编辑《时代科学》杂志，第一、第二期稿件准备好后该店编辑部发生了人事变动，加之经理部毫无科学知识，呼之欲出的《时代科学》杂志终告流产。在此情况下，吴藻溪旧事重提，要求《新华日报》发行副刊，定名为“自然科学”，并最终取得成功。 吴藻溪致力于科学运动，曾在1940年5月4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目前自然科学界的主要任务》一文，指出：“战时首都重庆的自然科学界，最近举行了几次讨论科学运动的集会，决定筹办一种定期刊物。”“自然科学”副刊第一期第一篇文章就是吴藻溪发表的《自然科学者起来扑灭汪逆汉奸》，此后吴藻溪先后署名发表《新兴自然科学在中国》、《中国二十年前的航空建设运动》、《对科学界的热切号召》，在最后一期发表《为开展科学运动告全国青年》（图五）。由上可以肯定，《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的创立主要是在吴藻溪的推动下实现的，而且吴藻溪也是副刊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二 “自然科学”副刊共刊登各类文章50篇（具体篇目统计见附表），可分为原作、译作、科学消息、读者问答、宣言、公开信等。原作主要是一些中国科学家写的文章，主要撰稿人有吴藻溪、许之慈（潘菽笔名）、念屏、吴兴等33位，除吴藻溪、孙克定、夏衍等外，大部分人使用的是笔名。这些文章又大致可分为几类：第一类主要涉及自然科学界内部，以及自然科学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前者主要有科学界的组织问题、自然科学者的人生观、自然科学界的两条战线、工人和技术员的合作问题，后者包括对汪伪汉奸应有的态度、科学研究中的中国路线、新兴自然科学在中国、号召全国青年开展科学运动等。主要作者为吴藻溪、潘菽、夏衍、石聪、亚夫等，这类文章与政治时局有着较大关系。第二类是科普类，主要介绍一些与抗战有关的科学技术，如无线电、炸药、磁性水雷、建筑工程、毒气空袭防御、燃料问题、汉奸电台的侦查、防空塔、燃烧弹、工业建设与防空、抗战中的畜牧问题等。此外，还有生活方面的知识，如食物营养问题、水膨胀机问题、植物油灯、煤气车、硝磺炭等。第十二期有一则《征稿启事》指出，“目前，尤须要医药方面的稿子”。从第十三期起，多了一些医药、疾病方面的文章，如儿童的心理健康、药剂问题、疟疾、药物与化学。译作有6篇，有关苏联的有：苏联科学院会员B·A·凯著、方林译的《进化论在苏联的成就》；A·费立泼夫著、吴旦译《自然科学与劳工福利》；者林那·史脱轮著、董秀鹤译《列宁主义是引科学到正道之宝钥》；由奈叔译自“苏联新闻”的《什么力量使苏联的科学进步的？》。另两篇是何登著、丁波译《谈谈炸药》（译自澳大利亚《保卫报》，何登为美籍教授—作者注）；何登著、王二福译《对弱者的战争》（此文为何登二战前的文章—作者注）。科学消息有两则，主要是关于苏联科学界的最新动态。“读者问答”也只有两期，其一是回答读者就自然科学的自学问题的提问，其二是回答关于硝磺炭（一种火药）的性能、作用等。此外，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界组织发表的宣言和公开信，包括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发布的一则宣言和致安徽自然科学界的一封信，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致印度一位科学家的信和致朝鲜自然科学界的公开信。在第十七期还有一则关于“时事问题讨论大纲”的公告，观其内容与自然科学无直接关系。 “自然科学”副刊创刊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早在“自然科学”副刊创刊之前，吴藻溪曾在《新华日报》发表一篇题为《目前自然科学界的主要任务》的文章，他号召科学界：“认清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和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不畏任何艰难，为科学的发展而努力。”“现阶段中国的自然科学者，与其空想去做那事实上暂不可能的爱因斯坦，不如脚踏实地地，多做一些科学中国化及科学大众化的工作，使将来中国的社会能够产生无数千万个爱因斯坦。”[3]他具体指出了目前（抗战时期）科学界的主要任务：一、打击日寇汉奸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为名进行的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二、参加关于抗战的各种科学工作，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任务，满足抗战建国大业的需要；三、组织起来，一方面应充实原有的各个科学团体及科学出版机构，另一方面新设各种研究或介绍科学的团体，同时组成一个全国性的以推进科学运动为职志的团体。《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第三期刊登的何登著、丁波翻译的《谈谈炸药》开头就指出，这是一条能普遍适用的规律：对于一样东西，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不怕它。因此要在战争中获胜，我们最好尽多地懂得一些战争中所包含的各种科学原理。第十二期的《征稿启事》中，要求来稿须简洁精悍，注重自然科学的社会应用和生活应用及大众化。结合这些材料和“自然科学”副刊的具体内容，可以认为“自然科学”副刊的创立主要有以下目的：第一，在政治上宣传正确的科学观，完成抗战建国的需要，主要针对汪伪汉奸的所谓科学宣传，并参考苏联在这一方面的成就；第二，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和大众化；第三，促进自然科学界的组织团结，并通过这些组织加大与国外自然科学界的联系。虽然“自然科学”副刊只存在了8个月的时间，但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上述目的，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正如一位读者在来信中所言：“自贵刊出刊到现在，我每期都看过，每期都使我获益不少。”[4] 三 “自然科学”副刊出版18期就停刊，原因何在？据吴藻溪回忆，“副刊出了几期，就发生皖南事变，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若干会员纷纷离渝，《新华日报》也缩减篇幅，裁去‘自然科学’副刊。这历尽挫折方得出世的科学副刊，又失败了”[5]。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逆转，《新华日报》处境更加艰难。1941年1月14日“自然科学”副刊为最后一期，自2月起《新华日报》由对开一大张4版改为一中张2版，仅星期日增刊为4版。可见，“自然科学”副刊停刊确实与皖南事变后的政治形势关系密切。 但是，在副刊停刊时期，第2版仍刊载文艺创作，发表了多篇剧评。1942年2月《新华日报》恢复4版，“文艺之页”副刊等随之复刊，“自然科学”副刊却没有恢复，而被由张申府主持的《科学专页》取代。这正如“自然科学”副刊创立之前，董必武写信给吴藻溪提到的：“新华副刊原不打算多登纯文艺作品，因科学和杂文来稿稀，又主编者对文艺有兴趣之故，对新诗和短篇小说、批评文学分量稍重一些也未可知。希望熟悉副刊的朋友一面多给指示，另一面写些文章，使它不偏不倚才好！”[6]（图六），可见,《新华日报》副刊本来就比较偏向文艺性作品，“自然科学”副刊的设立可以说是根据董必武的建议进行的一种纠正，但毕竟“自然科学”副刊的内容较之其他副刊可读性不强，内容相对单一。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潘菽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潘菽先生在《难忘的重庆岁月》一文中写道：“那里的编辑部（《新华日报》）曾委托我们代编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并约我们给报写写文章。文章写了几篇，但不多。我曾用“许之慈”和“苏德鄰”（有误，潘菽发表的文章都是用“许之慈”的笔名—引者注）的笔名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多大意思，说起来惭愧，发表在这个报上是不够相称的，但不是由于我没有认真写。”[7]这虽是潘菽先生的谦词，但“自然科学”副刊内容决定了其要想吸引大量读者确实比较困难。 “自然科学”的撰稿者非常少，这从副刊文章的作者便可得知。另外，在第四期、第十二期两次刊登《征稿启事》，可见稿件稀缺问题之严重，应该说这也是“自然科学”副刊短命的原因。 另外，据吴藻溪的说法，副刊不能恢复与自然科学座谈会内部分裂有很大关系。在《〈新华日报〉科学副刊的诞生》一文中他这样总结：“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工作的不易展开，是由若干党派不懂科学运动的原故。张申府教授在哲学上有唯心论的倾向，仍不失为可以契谈的人物，他在北平时，曾发起启蒙运动，在武汉刚失守时，亦曾和我在重庆推进科学运动，有所效力。但他参加进来之后，想把我们拉到罗素所走的路上去，我和他经过了一度强烈的争执。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无形停顿，而《新华日报》的科学专页，则在他的主持下发刊了。”[8]由于副刊大多数文章是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撰写的，座谈会的停顿无疑是副刊不能恢复的一个原因。 注释： [1] 吴藻溪，1904－1979年，亦名涵，崇阳县人，先后就读于武昌楚材中学与省立国学馆，参加过反帝大同盟，在楚材中学筹组同盟支部，为校学生自治会会长。七一五事变后至开封，任冯玉祥总部编辑股股长、宣传科干事。1930年冬赴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1933年回国。 [2][5][8] 吴藻溪：《〈新华日报〉科学副刊的诞生》，《科学运动文稿》，1946年，国家图书馆藏。 [3] 《新华日报》1940年1月8日。 [4] 《自然科学的自学问题》，《新华日报》1940年9月17日。 [6] 参见重庆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存复印件“董必武致吴藻溪信函”。 [7] 《中国科学家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