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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翻译和版本的考察，梳理了清末民初《共产党宣言》如何从只言片语、段落章节的摘译逐步全本翻译到中国来的情况，理清了《共产党宣言》的不同版本，确定了毛泽东最早读到的《共产党宣言》是罗章龙译本。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翻译 版本 一 《共产党宣言》最早以只言片语和章节段落翻译到中国 研究《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不能把翻译成中文的某些章节段落与完整版本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对《共产党宣言》最早的翻译只是因译者对马克思这一新的学说产生兴趣，凭自己的感觉作了只言片语和章节段落的介绍。到了对完整版本进行翻译时，一是时代与社会不同了，二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拯救中国并寻求救国真理的愿望与程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译者随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所以许多文章研究《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把只言片语的翻译和完整版本的出版统称为《共产党宣言》的译本，看起来好像是用词模糊不清，实则是对节译和版本的区别认识不清并对之间的不同作用与意义产生混淆。 （一）清末民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 1. 1899年2月到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名为《大同学》。文章中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1]、蔡尔康撰写的一段从《共产党宣言》中节选的语言。其文字是这样叙述的：“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2]这段文字现在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刊物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文章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在这里把马克思说成是英国人显然是介绍错误。这是由于马克思长期生活在英国，文章作者对其并不很了解而造成的。在同年出版的《大同学》一书的第八章，恩格斯的名字也被提及。书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即恩格斯—引者注）。”这是中国首次介绍《共产党宣言》。 2. 梁启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最早谈及马克思。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领德之学说》 [4]，文中提到马克思，当时译作“麦喀士”，并誉之为“社会主义之泰斗”。此外，他在1903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拖拉斯》[5]，1905年发表的《杂谈某报》等文章中，都提到马克思，并称道马克思的学说是“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最美妙之主义”。 3. 1903年2月，上海《新世界学报》刊登了赵必振翻译日本人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此书以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如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曾四次提到《共产党宣言》，称其为“一大雄篇”，同时又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的缘由。该书摘引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6]赵必振在译文中第一次提到“共产主义”一词。 4. 1903年2月，中国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发表了署名君武的长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中写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文章最后还列举26部著作为人们研究社会主义参考书，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显然文章作者马君武是在有关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间的论文中有意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 5. 1905年11月，朱执信摘译《共产党宣言》中的主要内容，在《民报》上进行转载，其中包括剩余价值学说的要点以及拉萨尔的经历。他在记叙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生涯的同时介绍了《宣言》的写作背景、中心思想和历史意义，还译出了该书的第五段话和第二章中的10条革命措施，明显是在向中国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 6. 1906年6月，宋教仁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篇幅长达11200多字，这是继朱执信之后又一次详细介绍《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此文是根据日本社会主义者大杉荣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同名文章编译的，译者宋教仁略加修改后，署名勥斋发表。作者赞同《宣言》中所阐发的社会主义，而不赞同无政府主义。其中被译成下文的这段话显然是赞成《共产党宣言》观点的：“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实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慄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 7. 1906年9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叶夏声在《民报》上撰文[7]，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把共产党宣言十大纲领简单地解释为：一、禁私有财产，而以一切地租充公共事业之用；二、课极端之累进税；三、不认相续权（不认承继财产之事）；四、复收移外国及反叛者之财产；五、由国民银行用独占事业集信用于国家；六、交通机关归之国家；七、为公众而增加国民工场中生产机械，且开垦土地，时加改良；八、强制为平等之劳动，设立实业军；九、结合农工业使之联属，因以泯邑野之界；十、设立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禁青年之执役，使教育生产事业为一致。 8. 1907年12月30日出版的《天义报》13、14卷合册上，刊载了震述的《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一文[8]，附录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段落。附录篇名为《马尔克斯焉格尔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 9. 1908年1月3日《天义报》上刊出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写的英文版序言，是民鸣根据日本《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登载的日文译本译出的，译文开头写道：“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9]标题分别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宣言序言》。民鸣称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为“不易之说”。 10. 1908年3月15日，一署名为申叔的作者在《天义报》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译序。无政府主义派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认为《共产党宣言》是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之入门书，很值得翻译推广。 11. 1912年6月2日，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2期发表了煮尘重治作、蛰伸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10]，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10条革命措施。文中除绪论和传略外，重点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书的概略。对《共产党宣言》一书的概述近3000字，重点介绍了其阶级斗争思想和第二章末尾的10项纲领。 从以上所举清末民初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史实来看，当时从事《共产党宣言》翻译工作的有五种人：一为传教士，二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四为无政府主义者，五为追求真理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的这种介绍工作总体来看，成效不大，还谈不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这些人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主要工作也不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只是附带地涉及到马克思和其学说。当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介绍都是片断的、零星的，甚至是歪曲的，而不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第二，他们至多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学说、一种知识进行介绍，而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南。第三，接触这项工作的只是个别的、少数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分子，而根本谈不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除此之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时代，其严重阻碍西学东渐的政策也推迟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步伐。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这些人能对马克思学说进行启迪式介绍，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也绝非毫无意义。尽管随着海禁大开，中外接触频繁，大批留学生和反清流亡者远涉重洋，开始触及到已汹涌澎湃于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了自我认知式的翻译，给禁锢得很严密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最早的马克思学说信息。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发展的程度不够，还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生根开花的社会基础，所以这种自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介绍，还只能停留在只言片语和段落章节的翻译上，不能由此掀起和形成时代的思潮和运动。由于种种局限，清末民初时期的人们不可能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也就不可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但是，正是由于以上各类人物对《共产党宣言》只言片语和段落章节的翻译，使当时的中国人初次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并通过片断传播最早了解到他们的理论，这一历史事实和历史功绩确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二）五四时期《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由自发翻译介绍进入到自觉研究介绍的新阶段。 1. 1918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成舍我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标题为《共产党的宣言》，译文中将劳工革命的目的解释为：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在统治的地位，并把一切生产状态完全革新。 2. 1919年3月25日，谭平山在《新潮》第1卷第5号上发表了《“德莫克拉西”之面面观》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该文主要从政治、经济、精神和社会四个方面，考察“德莫克拉西”即“民主”的历史发展，论述了民主与上述四个方面的联系，介绍了一些社会主义流派。 3. 1919年5月，《晨报》分三期连载了渊泉翻译的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其译文中的语言表述已非常接近后来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文体。如《共产党的宣言》的起句是：“一个妖怪，徘徊欧洲—共产主义的妖怪”，陈望道翻译的正式出版的译文是：“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有产阶级推倒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是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陈望道译文是：“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有产阶级不但是锻炼杀身的武器，并且养成一种使用这种武器的力出来，这就是现代的劳动者无产者了”，陈望道译文是：“有产阶级，不但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还培养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就是近代劳动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等等。许多相接近的语言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4. 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载了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文章简要介绍了被译成《共产党宣言书》的成因及“其书大旨”，并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书》“传播最广，欧洲各国，均有译本”，“书中一语，正如枪弹之一射。就其全书言之，几无一语，不经千次之呼吁。” 5. 张闻天在《社会问题》一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10项革命措施，登载在1919年8月19至21日的《南京学生联合会会刊》上。文章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进窥”中国社会的变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同时，还重点宣传了共产主义理想。 6. 李泽彰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标题为《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文前译者加了序，载于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出版的《国民》第2卷第1号第45页至第53页。 7. 1919年5月和11月，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5号和6号上，发表了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8个自然段，还特别注明“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文章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同时，对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概念都给予了重点论述，并对这些论述所包含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 从以上所举可见，该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无论在理论上或是思想上都比过去有了很大飞跃，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质给予了透彻阐述，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我国五四运动的掀起，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武器。 其中，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是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918年底，李大钊在庆祝欧战胜利的演讲中就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并第一次在中国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刻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说：“此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国人不应对帝国主义抱有什么幻想；在一战中真正胜利的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才是20世纪的新潮流，是中国的希望。”1919年，李大钊再次在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5号和6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二 1949年以前《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完整译本 上文系统介绍了清末民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和五四时期在中国的传播。它们虽都是只言片语和段落章节的翻译，但却使当时的中国人初步认识到发明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特别是当这种翻译从片断传播发展到李大钊在其文中进行实质性引用的阶段后，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从思想上认识到马克思学说是全人类的进步学说，凡接触到《新青年》杂志和读到过李大钊文章的人，都对中国社会的走向问题产生了更新的认识。因此，该阶段《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功绩。到了《共产党宣言》以完整版本出现在中国的时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及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在全国各地先后诞生了。下面将逐一介绍《共产党宣言》完整版本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 （一）陈望道译本 中国最早以正式出版物形式发行的《共产党宣言》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陈望道进行翻译的，这件事情无可争议。陈望道依据日文本和英文本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事出有因的。浙江“一师风潮”之后，省教育厅于1919年12月8日要求将校长经亨颐和陈望道革职查办。后经过“杭州一师流血事件”，使得经亨颐和陈望道不得不离职，出走杭州。受到深刻教育和锻炼的陈望道，逐渐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思想，必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此时的他正苦于没有去处，却恰好收到上海《星期评论》的邀请，希望他能够翻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陈望道欣然接受邀请，于1919年底带着戴季陶提供的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住在一间柴屋里开始了翻译工作。条件虽艰苦，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在此期间，他又找到陈独秀提供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经过1919年冬至1920年春的几个月时间，陈望道圆满完成了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任务。这之后，他在家乡收到《星期评论》社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上海任该报的编辑。1920年5月，陈望道抵达上海后，才知道发行量达十多万份的《星期评论》被反动当局查封。原本在该刊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打算由此落空。后来，此译稿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后于1920年8月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1920年两种陈望道译本可以看出，第一版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遂立即印出第二版，将书名改正为《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封面是水红色，第二版封面是蓝色，都是马克思端坐的半身像（图一）。其中第一句话与现在流行的句式不同，译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最后一句则是：“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版权页所标注的原著者是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定价大洋一角。由于1920年8月版所印千余册很快赠售一空，遂又于9月再版。在此后的20年中，该译本曾一再翻印，广为流传。只是书名、译者名和出版社名多次更换。据不完全统计，该译本先后有十多种不同版本，比如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平民书社民国十五年一月八版和民国十五年二月十版，翻译者为陈佛突的版本就是陈望道版本的另一种形式（图二）。还有国家博物馆馆藏书名为《宣言》，汉口人民书店印行，1938年的版本也是陈望道版本的另一种形式等等。陈望道译本的广为流传，在《共产党宣言》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先驱性的重大作用（图三、四）。 陈望道不仅是翻译《共产党宣言》完整版本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作的积极组织者。1920年底，陈望道在陈独秀赴广东时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新青年》杂志在陈望道主持下，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不仅翻译介绍了大量的革命论著，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维埃俄国的变化和成就，影响很大。1920年8月，中国第—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书记为陈独秀，陈望道是成员之一，他本应该在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他为人正直，且有知识分子的清高耿直之气。因审批组织经费一事与陈独秀产生纠纷，而对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故没有出席党的一大[11]。但是陈望道正式离开党组织，是在党的三大召开以后。 （二）华岗译本 1930年，由华岗翻译、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译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有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华岗译本采取伪装本的形式，书名为《宣言》，没有“共产党”三个字，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该版本的特点是：三个德文版序言即《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1890年序言》首次与我国读者见面。后半部附有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全文，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全部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宣言》在我国也属首次。值得提出的是，我们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1930年3月由华兴书局发行、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出版、编辑者署名为潘鸿文的《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看出：华岗翻译的《宣言》和潘鸿文《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中的《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宣言》以及上述的三篇序言完全相同（图五）。长期以来大家不知潘鸿文就是华岗的化名，只是在相同的文字上产生疑问。2010年《百年潮》杂志第8期上刊登华岗女儿华景杭的回忆文章，以大量史实证实了这一点之后，这个疑问才得以解释。从而也就得知华岗1930年版《宣言》的单行本内容，最早的发表处应该是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的《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中。本书还收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从本书的编者序中可以看出，华岗对《共产党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有了充分的认识。 华岗长期担任党、团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深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1928年，他开完中共六大回国后，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按照恩格斯校阅的1888年英译本，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华岗最早接触到的《共产党宣言》是由陈望道翻译的，组织上交给他重新翻译的任务显然是有更准确、更通畅、更能反映作者原意的要求。当时的华岗正领导着团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并主持《列宁青年》的出版工作，只能在繁忙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当时的环境十分险恶、居无定所，翻译工作只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华岗经常废寝忘食，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工作，一面学习、研究《宣言》，一面加紧翻译，对原著反复研究和推敲，力求使译文更加准确。”[12]1930年，他顺利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这是我国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问世，到1930年华岗译本出版，其间相隔10年。这10年中，中国革命有了非凡的经历，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岗也从一名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职业革命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也在不断提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有了充分的认识。所以今天从历史角度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华岗所翻译的《宣言》开创了六个第一：“1.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个《宣言》中文全译本；2.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个由共产党员翻译的《宣言》译本；3.它是我国第一次根据英文版翻译出版的《宣言》,采用的是由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 4.该书附加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5.它是第一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的《宣言》，便于读者对照阅读；6.它第一次将全书的结尾句译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响亮的口号。”[13] 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相比，语言有显著提高，用词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尤其是他将译文的结尾句，由陈望道译的“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国的劳苦大众读到这样震撼人心的口号，会感到更加荡气回肠、力量倍增。此后几十年来，国内由不同译者翻译出版的各种中文译本，对《宣言》的结束句均采用了华岗译法，只在“无产阶级”及“无产者”之间，做过细微的调整。1938年由华岗翻译，以抗战学社版名誉出版的《宣言》是保存至今最罕见的一种版本（图六），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句话明显地印在其中，它比“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显得苍劲有力。 （三）成仿吾、徐冰译本 由成仿吾、徐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38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是在解放区由我党公开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图七）。1938年，成仿吾在延安陕北公学任校长，徐冰在《解放日报》任编辑。中央宣传部在这时期寻得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认为这个版本比英文版、日文版都要更加珍贵，从原文直接翻译会更加准确。于是，成仿吾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同年8月，该译本首次在延安刚成立的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出版。后来该书在上海和其他敌占区都曾出版过，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房、江淮出版社等也都曾再版。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江淮出版社1941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可以看出成、徐译本与华岗译本又有许多不同，第一句话成、徐本是这样译的：“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巨影。”这和华岗译的“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有着明显的不同。最后一句也由华岗译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改译为“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无产者”一词第一次在译本中被提到。 该译本的特点很明显:语言更加规范，表达更加准确，横排版出现，有向现代书籍形式过渡的趋势。 （四）陈瘦石译本 陈瘦石于1943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陈瘦石译本在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比较经济制度》一书，原著者是美国人洛克斯和霍德，由哈普尔公司出版。该书由陈瘦石翻译，全书分两卷，附录中收入《共产党宣言》全文，194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另一个译本是64开，竖排版，封面中央是书名《共产党宣言》，左上部有红星和镰刀斧头，右部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瘦石译” 字样，全书用铅字印刷，纸质低劣（图八）。这个译本长期以来鲜为人知，但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这个译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与前几个版本有许多不同之处：它的第一句话是“一个精灵正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灵”。最后一句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同时，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原因，首先该译本没有版权页，出版时间、地点都没有注明，其次人们对陈瘦石其人了解很少，所以对该译本也几乎没有研究。 陈瘦石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908年，192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英语系。1933年毕业后在资源委员会任秘书，业余时间翻译了许多作品，他和弟弟陈瘦竹还合译过《自由与组织》。解放后，在上海和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国外局工作，1976年去世。笔者认为陈瘦石译本是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完整版本。译者的目的只是将它作为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参考资料，但该译本客观上却起到了传播《共产党宣言》的作用。 （五）博古译本 由我党理论家博古翻译并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图九），是为了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大量出版马列原著时出版的。1942年中央决定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在接受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之后，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于1943年8月在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这个版本与成、徐译本最明显的不同是增译了一篇1882年俄文版序言。当年这本书，被中共中央规定为高级干部必须学习的五本马列原著中的一本。这五本书分别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1943年8月印行的这本书，封面是这样标示的：马克斯恩格斯合著，博古译，《共产党宣言》校正本，解放社出版。文中的第一句是这样译的：“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与成、徐的“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巨影”相比，把“巨影”改译成“幽灵”。最后一句是把“国家”改译成“国度”。该校译本问世于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影响较大，很多解放区都有翻印本（图一○到图一八）。1949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共产党宣言》作为“干部必读”书之一，最初用的也是博古校译本。“到了1949年11月，‘干部必读’中的《宣言》才开始使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出版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14] （六）乔冠华译本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百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乔冠华对成仿吾、徐冰译本的校译本。乔冠华校译本58页，32开竖版。封面右上方印有马列主义理论丛书，下方竖写书名《共产党宣言》。左下方仍然标注成仿吾、徐冰译。版权页上分别标注著者、译者、出版者、承印者和经售者，也标注了1939年7月初版和1947年11月再版及港币一元（图一九）。之所以将这个译本称作乔冠华译本，不仅因为书后校后记的落款是乔木即乔冠华的笔名，主要原因是笔者曾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本书原件，与成、徐译本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发现改动的地方达105处。可是乔木却在校后记中谦虚地说：“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 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有些地方的校正并不足以说明原译者译错了，只是因为原译者太忠实于德文本的结构，往往显得生硬，甚而至于有使读者发生误解的可能。”如果只把乔木在校后记中的这个说明当作一种依据，就会认为这个版本只不过是在成、徐版本的基础上做了稍许改动，而不把它看作是一个新的译本了。但笔者经过细致的比对，发现其改译有105处之多，对可能使读者产生误解的句子也作了更为准确的修正，比如原译第二章在表明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时说：共产党“在各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斗争中主张并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底超出民族的共同利益”，“超出民族”四个字引起乔木的重视，他认为这容易产生误解，于是改译为：“坚持全然和民族问题无关的整个无产阶级底共同利益。”[15]对比之下应该认为，尽管乔木谦虚地仍然将本书的译者写成成仿吾、徐冰，但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新的校译本—乔木译本。 此外，本书的校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图二○）：“由于德文版本之不易找到，目前的译本是根据英文校的—尽管原译是根据德文译的。”[16]笔者认为乔冠华是学问之人，说话讲究微言大义，从“尽管原译是根据德文译的”这句很有力度的言语中，读者应该能够洞悉乔冠华为什么要校正成、徐译本。 （七）莫斯科译本 1948年正值《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32开，竖排平装本，书前有马克思、恩格斯像。内容包括《共产党宣言》正文4章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此书写的全部7篇序言。译文准确，更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阅读起来语言流畅。可以说，该译本与以往译本相比较，是内容最全、翻译质量最高的一个版本。该译本存在两种争议，一是译者何人：是谢唯真个人校译，还是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宣言》1848年德文原版译出，算作中央编译局集体翻译？笔者比较重视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卷末，由唯真署名的《重印后记》中的一段话，他说：“除了第一卷所载共产党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出版过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转载而外，所有第一、第二两卷全部著作，都是由纪涛、杜章智、张企、屈洪、尤开元五人在苏联同志乌拉洛娃和索洛维也夫直接协助下集体译出的。”这段文字在肯定集体成绩的同时实际上也向大家透露出“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共产党宣言》的校译者是谢唯真自己[17]。二是这本百周年纪念版的《共产党宣言》是什么时间从莫斯科运到中国来的，是1949年上半年还是1949年末共和国成立以后？以上两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其出版时间一定是在新中国成立前。 以上介绍的七种版本是有实际图书作为物证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有的专家学者说是九种[18]，包括了1907年东京出版幸德秋水著、蜀魂翻译和1908年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并在《天义报》上登载的两本。但是前者并非译自马恩《共产党宣言》原著，而是转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著作，且译著在日本东京出版。后者虽译自马恩原著，但只是节译，并非全文翻译。所以，上述两种不能作为两个完整版本看待。 三 毛泽东初读《共产党宣言》应该是罗章龙译本 毛泽东一生读了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他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关键，在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以后，人们在他的书房床边发现经常阅读的书中，有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显然这是供他随时翻阅之用的。曾作为毛泽东陪学的英文秘书林克回忆说：“毛主席想学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文本，第一本选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文字比较艰深，而且生字比较多，学起来很困难。但是他的毅力非常顽强。我发现他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都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注得很整齐，很仔细。”[19]毛泽东一生爱不释手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他是从哪一个中译本开始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呢？ 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己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0] 这是毛泽东叙述自己思想形成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但是史学工作者对此提出了一个疑问：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而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才出版的，毛泽东何以能够在北京读到陈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呢？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毛泽东在北京是否读过《共产党宣言》?如果读过，这是谁的译本呢? 毛泽东“二次到北京”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应该说是肯定无疑的。当时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不仅有同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而且还有一个驱张之后湖南如何建设的问题。急于寻求有效方法，渴望找到新的主义、新的学说的毛泽东，看到《共产党宣言》，其心情一定如久旱逢甘霖。这样的事情，他不可能记错。何况还有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的回忆作旁证。在黎的两次回忆中都提到此事。1968年黎锦熙回忆说：“我此次去看他时，主席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长的香案，左边是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主席自编自刻自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21]1977年黎锦熙的回忆说：“1920年1月4日下午，我到通讯社拜晤毛主席时，在桌上发现一本毛主席研读过的《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还指示我精读这本书。”黎锦熙不仅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老师，也是挚友。从他俩之间的来往信件和黎锦熙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是密切的。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住在北长街99号一个大喇嘛庙内(福佑寺)，黎锦熙到毛泽东那里，看到了毛泽东桌上摆放的研读过的《共产党宣言》，印象肯定会是很深的。两次回忆提到此事，这回忆应该不会有误。况且黎锦熙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字学家，一生治学严谨并记忆惊人。所以，可以断定，尽管1920年初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还没出版，但是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是无可置疑的。 那么，这个早于陈望道的译本是谁的呢?这引起学术界的推论和研讨。有一种说法是刘仁静的译本，如《毛泽东早年心路里程》一书说：“当时的北大学生刘仁静还从德文译出《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油印成册，1920年把它陈列于‘北大公社’所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毛泽东与‘北大公社’的邓中夏、罗章龙是老友，曾去‘亢慕义斋’阅看新书，他很有可能读到过这个油印本。”[22]《早年毛泽东》一书也认为:“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北大公社’成员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筹办了一个‘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组)，收藏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新书，内中有刘仁静从德文译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油印本)。毛泽东常去那里看书，他最早读到的《共产党宣言》很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23] 但是笔者认为，当时已有刘仁静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一说，难以成立。有关材料表明，刘仁静一直从事英语专业的学习，后来给马林当翻译时也是英语翻译，他不可能从德文译出《共产党宣言》。《红色的起点》一书作者采访过刘仁静之子刘威力，书中有这样的叙述:“辛亥革命以后，科举吃不开了，父亲请亲戚资助，把刘仁静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博文学院学习，那里相当于初中，主要学英文。这样，刘仁静从小打下很好的基础。”“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他进入物理系。不过他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自然科学更浓厚，于是转入哲学系。在哲学系呆了没多久，又转往英语系。……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要他研究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样刘仁静小小年纪，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马克思如何说，人们送他一个雅号，曰‘小马克思’。”[24] 再看一看刘仁静自己的回忆：“那时我读英文本的马列著作，常常提不出什么问题来，谈不到什么深入钻研，更说不到如何联系实际，基本是只要克服了文字障碍，明白了大意，我就自以为差不多了，读懂了，当时给予我们印象较深的著作，多半是一些解释经典著作的英文书，如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布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等等，这说明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通过第二手资料了解马克思主义概貌的水平上，但在当时，即使是这样也要算不简单了。”这段文字明确说明刘仁静当时是靠英语来研读马克思著作的。熟悉英语的刘仁静那时怎么可能从德文版翻译《共产党宣言》呢？由此可见，认为毛泽东1920年初读的《共产党宣言》是刘仁静从德文翻译的本子的说法，显然论据不足。 而把目光放到当时北大的德语系时，可以发现同样是中共早期党员的罗章龙，那时就在北京大学学习。校长蔡元培对德文比较重视，在蔡倡议下设立了德语系，并成立了德文翻译组，罗章龙任组长。罗章龙《椿园载记》涉及到了《共产党宣言》翻译工作，他说:“我们德文翻译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25]后来，有人采访罗章龙，罗再次提到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事，并且明确地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26]据此可以推断，尽管罗章龙当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至今没有找到实物，但是也应该承认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看到的《共产党宣言》应该是由罗章龙等人组成的德文翻译组所译。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中，说是读了陈望道的译本，可能是记忆产生了错误。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本书、一篇文章可以提高人的认识，转变人的思想，甚至影响人的一生，这在许多伟人的身上得到了证实，毛泽东本人也毫不例外地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读后认识到了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来，阶级斗争学说果然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并成为他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原因。 四 结 论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本文的结论是：一，《共产党宣言》首先是以只言片语的介绍和个别章节段落的翻译被传播到中国来的。从1899年2月上海《广学报》首次介绍并摘译《共产党宣言》词句，到1920年陈望道的完整《共产党宣言》译本出现，这种只言片语的介绍和个别章节段落的传播经历了长达20年的时间。这一过程，既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逐步完整的过程，也是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二，从1920年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译本的出现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目前能够确定的共有八种译本，即罗章龙译本、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乔冠华译本、莫斯科译本。其中罗章龙译本，虽然现无实物佐证，但罗章龙、黎锦熙等人均有确切回忆，本文认为是确实存在的。三，毛泽东初读《共产党宣言》版本，不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认为的陈望道译本或刘仁静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而是罗章龙译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时间久远，中国地域的广大，随时都有可能会有新的早期的《共产党宣言》译本被发现。所以，对《共产党宣言》及其版本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并永远不会终结。 注释: [1] 李提摩太，英国威尔士人，1870年到中国传教。1891年任广学会总干事，1916年回国。在他的策动下，广学会大量出版西方书籍、报刊并传播西方文化。李提摩太的思想对当时先进人士影响颇大。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曾经做过李氏中文秘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进步文化传入中国，李提摩太起了重要作用。 [2] 《大同学》见《万国公报》第121、123卷。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页。 [4] 见《饮冰室文集》卷10。 [5] 见《饮冰室文集》卷22。 [6] 赵必振(1873－1956)，字曰生，号星庵，湖南省武陵县石板滩人，著名翻译家、教育家。见姜义华编著《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 [7] 叶夏声（1882－1956），字竞生，1897年任香港《广东日报》、《中国日报》通讯记者。曾留学日本，后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历任中华革命党港澳支部部长、南洋各埠特务委员、大元帅府秘书、中华民国军政府代理内政部次长。本文出自《民报》第7号《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 [8] 震述，即何震（生辰未详），清末民初国学大家刘师培之妻。1907年加入同盟会，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妇女解放运动先锋。曾发起“女子复权会”，倡言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9] 见1908年1月3日《天义报》第15期和16、17期合刊。 [10] 蛰伸即朱执信笔名之一。 [11] 上海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编《陈望道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12][13]华景杭：《父亲华岗的革命生涯》，《百年潮》2010年第8期，第21－26页。 [14] 王保贤：《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共产党宣言译本简考》，《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106页。 [15] 见中国出版社1947年11月再版《共产党宣言》，第29页。 [16] 同[15]，第58页校后记。 [17] 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44－545页。 [18] 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3页。 [19] 张万青、樊建科：《勤于学习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20]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页。 [21][26] 逄先知等：《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22 ] 汪澍白：《毛泽东早年心路历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 [23] 李锐：《早年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24] 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5页。 [25] 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8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