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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罗布林卡藏品的比对研究，认为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鎏金大白伞盖佛母可能为“雪堆白”造像，并深入介绍了“雪堆白”造像工场的历史和大白伞盖佛母信仰的渊源，以及历史上众多大白伞盖佛母形象的分布与地域特征。 【关键词】大白伞盖佛母 雪堆白 西藏罗布林卡珍藏有一件由“雪堆白”制作的大白伞盖佛母银质造像，该像高60厘米，银质躯体因氧化已变得乌黑，头部及脚下底座鎏金，纯金打造的五叶花冠、耳饰、胸饰上面镶嵌着松石、珍珠、红色玻璃。佛母三个头正面为忿怒相，龇牙咧嘴，三目圆睁，两边为寂静相，三头之上有层层小头；裸露的上身斜披一条帛带，挂长璎珞，下着长裙，腰带在前部打结垂下，裙上錾刻精细的八宝图案；两只主臂，当胸结期克印，右手持法轮，左手持伞，伞为银质，局部鎏金，银片锻造的飘带呈飘扬状；身后伸出千臂，在身体两边呈扇形展开；有千足，右脚踩各种跪卧动物，左脚踩趴伏的人，人身下卧兽，表现大白伞盖佛母对众生的护佑；下承长方形弧角单层莲座，莲座上前端凸起山峦，龙在其中昂首飞翔（图一）[1]。通过对比研究，笔者认为，国家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大白伞盖佛母金铜造像与罗布林卡藏品应为同一工场“雪堆白”制作的作品。国博藏造像高51.2厘米，有千头，下部三颗正常大小的头，额头上现第三只慧眼；三张脸纷现不同表情，正面为忿怒相，两侧为寂静相，其上顶层层小头，头虽小，五官都清晰可辨；正面一排头略大，凸出来，皆头戴宝冠，表情丰富。双手当胸结期克印，右手握法轮，左手应握伞盖的长柄，可惜宝伞现已丢失。上身裸露，披帛，帛带自双肩垂下，至裙底又上卷飘扬；下身着三层长裙，呈右展立姿；前方二主脚后现无数双脚，应是表现佛母的千足。造像插在长方形莲座上，莲座前方铸有凸起的山岳、飞龙图案，山岳高耸，龙腾飞其中，凶猛强壮，怒发前冲，龙鳞清晰可辨；莲座上层饰一周细密的联珠纹，下为单层覆莲，莲瓣短小。此像头冠、耳饰、宝伞、背后千手、脚下所踩芸芸众生都已丢失，但仍不失为一件精美的十七八世纪造像杰作[2]（图二）。此前，对国博收藏的这件造像的产地一直没有定论，通过比对罗布林卡藏品，发现两尊造像造型基本一致，唯一不同之处是罗布林卡藏品的裙子和帛带錾刻花纹，而国博藏品的裙子和帛带相对朴素。以此推断，国博收藏的这件大白伞盖佛母应该是“雪堆白”造像作品。 一 “雪堆白”造像工场代表了17世纪后前藏造像最高艺术水平 “雪堆白”（SholdoPalgang）意为“如意莲花工院”，即著名的旅德藏学专家扎雅·诺丹西绕活佛在其著作《西藏佛教艺术》一书中提到的多觉边肯造像工场[3]， 是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的佛教用品生产基地。“雪”指布达拉宫脚下的地区[4]，“堆白”指那里的工匠能够造出人们所能想象出的任何东西。它始于17世纪五世达赖执政时期，汇集了各地名匠以满足大昭寺、布达拉宫等处修建和铸造佛像之需。1754年，七世达赖正式在布达拉宫脚下建立手工业团体，并取名“堆觉白其”造像工场[5]。《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是年，派专人去尼泊尔造像，并于布达拉宫附近设立清净造像场，造出佛菩萨、上师、本尊、护法镀金铜像大型的八尊，小型的二十尊，各种大小响铜像一百九十尊，并绘制各种上师、本尊、佛菩萨、护法以及佛陀本生、十地、宗喀巴十事、喇嘛的本生故事等布画、卷轴画共计五百一十幅，均予开光。”[6]“雪堆白”造像工场位于雪城西门外，此处最初为楚普噶举派红帽系的四层楼寺院，后改建成二层厂房。主管官员有六品僧官二人，还有根据技艺水平享有官员待遇的正副师傅等，共有工匠数百人[7]。这里集中了藏区各地最优秀的匠人，还聘请尼泊尔和内地工匠，除铸造佛造像，还进行雕刻、绘画、织绣、泥塑、工艺用品和家具的制作，以满足拉萨和周围地区寺庙的需求[8]。 “雪堆白”金铜造像铸造材料使用掺有大量紫铜的青铜合金，承袭了东印度帕拉遗风，佛像制作繁复奢华，大量镶嵌各色宝石，以绿松石最多；鎏金厚重，金层表面光洁度高；各造像的佛冠、耳环、项圈、手镯等饰物造型统一，在佛像主体造好后再镶嵌到主像上。 17至19世纪是西藏艺术发展的后期，格鲁派在西藏取得了统治地位，佛教的兴旺发展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形成了藏传佛教艺术最后一个高潮[9]。扎什伦布寺利玛、多觉边肯利玛和德格利玛代表了这一时期藏区最高的艺术成就，其中扎什伦布寺代表后藏艺术风格，多觉边肯代表前藏艺术风格，德格代表康区艺术风格。 二 大白伞盖佛母信仰的渊源和传播 大白伞盖佛母是藏传佛教重要的本尊神，佛经中说，她由释迦摩尼顶髻中化现，具有大法力，能以手中宝伞遮护芸芸众生，能祛病、保护行人、赐有福之子、保城邦平安[10]，故而长久以来得到高僧、民众甚至上层贵族的崇信。 八宝之一的宝伞是表示忠诚和保护的印度传统象征物，宝伞象征性地遮蔽了炎热之苦、疾病、“障”及邪恶力量。在古印度，国王的侍从高擎13把宝伞，而在早期佛教中也把13个伞轮安在佛陀菩提塔的塔顶上。空宝座上方所画的宝伞和菩提树是佛陀早期的象征性形式，而无鞍马上方的宝伞则象征悉达多逃离其父王的宫殿。在金刚乘佛教中，白伞这个器物被神话为大白伞盖佛母[11]。 白伞盖佛母的崇拜在印、藏佛教中是非常古老且普遍的。诸佛顶尊是从如来的佛顶中化现，是佛智的象征，白伞盖佛顶和尊胜佛顶是最著名的佛顶尊。《如来顶髻所出白伞盖无能胜退转大母陀罗尼》（梵文Tathagata Usnisa Sitatagatram nama aparajita mahapra mahapra tyangira dharani）是一部讲述白伞盖佛顶供奉仪轨的经典，其梵文本在新疆西部和吐鲁番被发现，更晚的版本在尼泊尔也有。编纂于10世纪的《邓噶目录》（藏文IDan kar ma）提及一部名为《如来顶髻所出白伞盖无能胜》（藏文De bzhin gahegs pa gtsug tor nas hyung ba＇igdugs d kar mo can gshan gyis mi thub pa）的经典。白伞盖佛母仪轨在西藏本土及受西藏文化影响的边疆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12]。 在内地，唐代开元三大士之一的印度高僧不空译《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啰陀罗尼》，悉怛多钵怛啰就是梵文音译的白伞盖[13]。其后，由于汉地密教的弱化，使白伞盖佛母信仰相对受到冷落。 到了元代，记载大白伞盖佛母的佛经重新被译为汉文，有两个版本，光禄大夫大司徒三藏法师沙罗巴译《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天竺俊辩大师唧捺得哩连得啰磨宁及译主僧真智等译《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通过统治阶层的推动，白伞盖佛母信仰深入民间。在元朝众多的佛事活动中，最著名的就是“白伞盖佛事”，它已成为民间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而为民众所了解和喜爱。在《元史 ·祭祀志》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缎，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获安国刹。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袚除不详，导迎福祉。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舁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社直送金伞还宫，复恭置御榻上。帝师僧众作法事，至十六日罢散。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或因事而辍，寻复举行。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14] 明朝皇室继续推崇藏传佛教，虽然官造大白伞盖佛母像不见记载和实物传承，不过《佛顶大白伞盖楞严陀罗尼经》仍广为传咏，永乐大钟、法海寺正统十二年铸大钟之上都铸有此经[15]。 清代由宫廷推动，再一次掀起白伞盖佛母崇拜的热潮。特别是在乾隆时期，除在宫中大量制作白伞盖佛母图像外，还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各大皇家寺院制作、供奉精美的绘画和雕像，甚至专门兴建寺庙来供奉白伞盖佛母像[16]。 三 流传至今的历代大白伞盖佛母图像举要 大白伞盖佛母的形象出现在金铜造像、唐卡、石刻、泥塑、壁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中，流传至今。在《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中，对白伞盖佛母的形象有两种描写：“白伞盖佛母，一面二臂具三目，金刚跏趺坐，右手作无怖畏印，右手执白伞当胸，严饰种种璎珞，身色洁白如雪山上日当明照。”“一切如来顶髻中出白伞盖佛母，具千大臂母，有千大手母”[17]。而从流传至今的大白伞盖佛母众多图像看，其形象十分丰富，有一面二臂、三面六臂、三面八臂、千面千臂等多种形象。 目前所知最早的人格化的大白伞盖佛母像为大昭寺的一件藏品。此像为12世纪东北印度的作品，收录于施罗德的《西藏佛教雕塑》一书中，它的定名至今存疑[18]。其像高15.2厘米，为黄铜质地，局部嵌银及绿松石，三面，每面三目，八臂，二主臂当胸结手印，左侧三副臂各执伞、弓、宝瓶，右侧三副臂所执法器或丢失或残缺不全无法辨认。佛母游戏坐姿，下身所坐双层莲座底层饰大连珠纹，为典型的后波罗风格。此像被定名为白伞盖佛母或尊胜佛母。白伞盖佛母和尊胜佛母同为释迦摩尼佛顶髻化现的佛顶尊，二者都有三目三面八臂的造型，而且都有一只左手持弓，所不同的是尊胜佛母最下面的一只左手托宝瓶，而执宝伞是白伞盖佛母的标识（图三）。 在杭州飞来峰，由元朝政府指派的江淮诸路释教总统杨琏真迦主持开凿的石窟造像中有一尊大白伞盖佛母像（图四）。该造像在通大洞“一线天”旁的悬崖上，冷泉溪上方，开长方形龛，龛顶刻藏文和汉文题款，同为“一切如来顶髻中出大白伞盖佛母”。造像结跏趺坐，一面二臂，双眉间另开慧眼。头戴五叶宝冠，上身赤裸披帛，帛带垂至肘部向后飘扬。右手结怖畏印，左手持伞[19]。此像造型与佛经记载完全契合。 陀林寺白殿东壁绘三面六臂白伞盖佛母（图五），属15世纪作品。其正面现三目，左侧面为红色，右侧面为青色，头戴五叶冠，冠叶为尖锐的三角形；上身着半袖紧身衣，裸双乳及腹部，身肉白色，呈寂静像，游戏坐姿；左三臂执弓、杵、索，右三臂执箭伞、金刚钩[20]。 白居寺和吉祥多门塔由江孜法王饶丹桑帕和一世班禅大师克主杰创建，首建于1418年至1436年，后经历辈江孜法王传人扩建修缮而定型。吉祥多门塔第一层有20个佛殿，除正东兜率宫殿和正西净土殿系经变和本生故事外，其余各殿主要为密宗事部坛城[21]。在塔第一层的回遮殿（又叫白伞盖佛母殿）供奉白伞盖佛母（图六）。佛母肤白色，三面六臂，三面皆二目，为寂静像，六只手俱结期克印，右主手持伞，右副手持金刚钩、箭，左主手置腿上结印，左副手结印、持弓，游戏坐姿。主尊左右两侧胁侍为无能胜明妃、大邬摩天女、焰火明妃和大力明妃。塑像整体采用大量红绿对比色，显得鲜艳热烈[22]。 扎什伦布寺的措钦大殿（措钦杜康钦莫）是扎什伦布寺最早的建筑之一，15世纪下半叶开始修建，历时12年建成。其中供奉一尊金铜大白伞盖佛母造像（图七），造像为千面千手千足造型，下方五个头皆为忿怒相，之上层层小头如同戴了一顶巨大的帽子，两主臂持法轮和伞盖，身后每条手臂各开两眼。建于1993年的三界殊胜殿内有一副大白伞盖佛母壁画（图八），可以让我们一窥扎什伦布寺千面千手千足大白伞盖佛母全貌。 阿里古格王城遗址拉康玛波（红殿），约建于16世纪初。在其殿门南侧绘文殊菩萨、白度母、顶髻尊胜佛母、马头明王，北侧绘四臂观音、绿度母、白伞盖佛母、金刚手。白伞盖佛母三面八臂，三目圆睁，忿怒相，三面呈红、白、蓝三色，皆戴花冠；右主臂执伞，右副臂分别执法轮、箭、金刚钩，左主臂执胜利幢，左副臂执杵、弓、羂索；结跏趺坐于双层莲座上。莲座下方的画面中还有一尊小的白伞盖佛母像，白色身形，一面二臂，身体右倾，双手举一柄白伞[23]（图九）。 故宫皇家佛堂梵华楼至今保存着乾隆时期的供奉原貌，按藏传佛教修行六部分布置，分别为般若品、无上阳体根本品、无上阴体根本品、瑜伽根本品、德行根本品、功行根本品。六室属功行根本品，北壁紫檀供桌上供奉本品九位主尊。白伞盖佛母铜像处于左边第二位，像高38厘米，是三面八臂的造型，三面各三目，左主手执伞，右主手执幢，三只左副手自上而下执法轮、弓、羂索，三只右副手自上而下执杵、箭、钺刀，跏趺坐姿。同室西壁佛龛第四层第十一龛还有一尊白伞盖佛母铜像，高16厘米，为一面二臂，葫芦形发髻，戴五叶冠，两目，寂静相，左手执伞，右手抚膝上，结跏趺坐在圆边三角形覆莲座上，底座正面下沿刻“白伞盖佛母”。两尊造像莲座上侧皆铸“大清乾隆年敬造”款[24]（图一○、图一一）。 位于阿里扎达县桑丹达吉林寺洞窟东壁绘白伞盖佛母像（图一二），是清代作品。佛母一面二臂，游戏坐姿，头光上有宝盖一顶，身披白色镶黑边僧衣，面容丰满，左手执拂，右手置耳边结印。其周围绘以修行圣者和高僧大德[25]。 拉萨布达拉宫玛尼石刻千面千手千足大白伞盖佛母，采用了浅浮雕着彩的表现形式，是清代作品。佛母为忿怒相，头面层层重叠，身体周围千手状如圆形背光，有十臂持物可见，左主臂持二伞盖，右主臂持法轮，其他左一手持弓，二手持宝剑，三手持绳索，四手持钺斧；右一手持箭，二手持花，三手持摩尼宝珠，四手持十字杵，千足下有无数生灵。背后雕一圈火焰纹，火焰纹涂成红色，显得显眼耀目[26]（图一三）。 青海塔尔寺显宗扎仓内有一副白伞盖佛母壁画（图一四），绘于18世纪，是当地热贡艺人的优秀作品。画面上白伞盖佛母身白色，一面二臂，头顶葫芦形高髻，戴五叶冠，上身裸，下系彩裙，双颊丰颐，额开智慧之眼。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伞。双手双脚掌心均开一眼[27]。 综上所述，大白伞盖佛母是作为事部的本尊神受到尊崇，她的形象丰富多彩，即便为同一造型，手中持物也会因供奉教派、寺院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充分反映了大白伞盖佛母信仰的深入人心和流传广布。 注释： [1] 罗布林卡管委会编《罗布林卡—珍藏文物辑选》，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2] 陈庆英、孙国璋主编《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 [3] 扎雅·诺丹西绕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4页。 [4] “雪”在布达拉宫前坡下侧，在东、西、南侧有城墙，被称为雪城，城内有雪巴勒空、藏军司令部、印经院等布达拉宫附属设施。 [5][7] 次仁卓玛：《布达拉宫主要机构的功能》，《西藏艺术研究》2008年第4期。 [6] 章嘉·若贝多杰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45页。 [8] 同[1]，第59页。 [9] 杨新、王家鹏主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金铜佛》上卷，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10][17］ 真智等：《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大正藏》卷十九，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二年，第404页。 [11] （英）罗伯特·比尔著、向红茹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2] （法）王微著、罗文华译《白伞盖佛母：汉藏佛教的互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5期。 [13] 《大正藏》卷十九，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二年，第100页。 [14] （明）宋濂等：《元史·志第二十七下· 祭祀六》。 [15] 赵改萍：《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1、281页。 [16] 马云华：《清宫大白伞盖佛母信仰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5期。 [18]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ume One India&Nepal, p271, Ulrich Von Schroeder,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2001. [19]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十卷《南方八省》，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20]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21] 熊文斌：《西藏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西藏人民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页。 [22] 金维诺主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第一卷《彩塑》，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23] 同[20]，第90页。 [24] 故宫博物院编、王家鹏主编《梵华楼》第四卷，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1097、1145页。 [25] 同[20]，第161页。 [26] 金维诺主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第五卷《石雕》，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27] 金维诺主编《中国壁画全集》第三十四卷《藏传寺院》，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