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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安雅城壹号东汉墓出土的解注瓶上残存有“年二月辛巳”等文字，但发掘者所定的该墓年代范围比较粗泛。本文主要用关中地区的东汉纪年墓材料，与雅城M1进行对比，将其年代范围缩小在顺帝至桓帝时期。再对东汉时期解注瓶上时间的书写格式进行全面考察，证明“辛巳”是指当月朔日干支。以此为依据，笔者考定解注瓶的纪年为东汉建和元年（147年），同时雅城M1也是一座可知明确纪年的墓葬。 【关键词】西安东汉墓 解注瓶 建和元年 西安雅荷城市花园壹号墓收录于《西安东汉墓》中[1]，发掘者简写为“雅城M1”。该墓出土的解注瓶上朱书有解注文，但由于瓶身残损，仅存有“……年二月辛巳……” 等部分文字。此纪年的年号和年数均无，只知月份及一干支，那是否可考知其具体纪年呢？笔者认为通过类型学和年历学的方法是可以知道其具体年份的。兹考论于下。 一 墓葬基本情况 雅荷城市花园考古工地位于西安市未央区，西距汉长安城、南距明西安城均约3公里。1999年12月至2000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在已清理的202座汉墓中仅有4座属东汉时期。发掘者在报告中公布了其中保存较好的两座东汉墓，雅城M1即是其中之一。 雅城M1地处墓地南部东侧，位于西安市北郊的龙首原北部。龙首原是西汉时期长安城郊墓葬的主要分布区。至东汉，龙首原的墓葬数量减少，分布不均；而在今西安市南郊，墓葬则不断增多。长安城郊葬地的重心虽然已经发生转移，但该墓仍旧将龙首原作为其葬地。 雅城M1地表仍存有数米之高的封土，夯层清晰可辨，封土下还压有6座西汉墓葬（图一）。该墓坐西朝东，墓道呈长方形斜坡状，墓道后部开有一长方形天井，条砖封门。封门墙后为弧顶长方形甬道，再为前后两个墓室，前堂平面呈抹角正方形，穹窿顶，后室呈长方形，弧顶。除甬道底部外，墓室均用条砖构筑。葬具为木棺，1具置于前室紧靠南壁，3具并排置于后室。棺存朽痕，人骨已毁，葬式不明。 天井、甬道、前室、后室各有一盗洞，所幸仍出有较多陶器、铜器和少量玉器、骨器。其中，陶器有罐4件，方案2件，鼎、瓮、甑、圆案、耳杯、圆弧腹瓶、斜直腹瓶（即解注瓶）和云纹瓦当各1件，均在前室左部；铜钱有五铢63枚，主要出土于前室左部和后室前端，另外后室左棺外侧有货泉1枚。 由于墓葬已遭严重盗扰，随葬品除个别置于棺内者外，其他均散置于墓室，无法将其分组，与墓主一一对应。四个墓主下葬的时间虽然有别，但从所存器物的质色、形态和组合来看，年代差异不大，使用时间应在数十年之内。发掘者将此墓归入第三期，即汉明帝至汉桓帝（58－167）的东汉中期，并认为此墓相对于该期其他墓葬要略晚一些[2]。 二 墓葬年代范围 发掘者认为该墓年代在明帝至桓帝时期，笔者赞同此说。原因有二：第一，关中地区王莽至光武时期的墓葬形制基本上都是竖井墓道或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单室墓，不见有正方形前室、长方形后室的结构，这在《长安汉墓》[3]和《西安东汉墓》[4]的四五十座墓葬中已有证明。第二，雅城M1出土的解注瓶为折肩斜直腹（图二），此种形态未见于汉桓帝以后，灵帝、献帝时的解注瓶已演变为溜肩斜弧腹，宝鸡光和四年（181年）墓[5]、临潼初平元年（190年）墓[6]所出解注瓶均为后者。故此墓年代上限不早于汉明帝时，下限不晚于汉桓帝时。 发掘者又言该墓是这一时段中年代较晚的，但并未明指在何时，也未提出具体依据。墓门向东，墓道为长方形斜坡，前室作厅堂、侧后建棺室的结构从明帝至桓帝时期都存在；罐、甑、方案、耳杯、圆弧腹瓶、斜直腹瓶也是这一时期的常见陶器。但笔者认为，有五种随葬品仍具有显著的时代特点，雅城M1的年代可以进一步确定为顺帝至桓帝时期（126－167）。 第一，陶瓮，雅城M1出土1件[7]（图三）。陶瓮在关中地区纪年墓中首见于户县阳嘉二年（133年）墓[8]，之后又在长安建和元年（147年）墓[9]出土3件。在非纪年墓中也出土不少，《西安东汉墓》另有12座墓也出土有陶瓮[10]，其中6座年代在桓、灵及其以后，4座在东汉中期偏晚（约顺帝时）。有纪年和无纪年的材料都显示，陶瓮在关中地区是于汉顺帝时（126－144）才开始逐渐普遍使用。 第二，陶圆案，雅城M1出土1件（图四）。圆案普遍使用于洛阳地区，在关中地区很少见，纪年墓中仅有临潼初平元年（190年）墓出土1件。在非纪年墓中也有少量出土，《西安东汉墓》另有6座墓出土有陶圆案[11]，年代均在桓、灵及其以后。可见陶圆案在关中地区的使用年代不早于顺帝时期。 第三，云纹瓦当，雅城M1出土1件（图五）。墓中随葬瓦当常见于洛阳地区，在关中地区不多，纪年墓中只有长安建和元年（147年）墓出土2件。在非纪年墓中也出土很少，《西安东汉墓》另有2座墓也出土了瓦当[12]，年代都在桓、灵及其以后。所以瓦当在关中地区的使用也不会早于顺帝时期。 第四，东汉后期五铢，雅城M1出土8枚（图六）。这种五铢钱文粗浅，“朱”字头圆折外敞，钱体减薄变轻，肉厚约0.7厘米，重约2.6克。东汉后期五铢与前期五铢相比有明显区别，《洛阳烧沟汉墓》将其定为第IV型，“第四型的通行时间是桓、灵之时”[13]。蒋若是先生认为这种五铢钱始于东汉中期偏后，而大量出现在东汉晚期，这和东汉后期的经济衰败乃至最后崩溃的情况是一致的[14]。东汉中期偏后大约就是顺帝时期。 第五，王莽钱，雅城M1出土货泉1枚（图七）。咸阳永平三年（60年）墓[15]、咸阳永平十三年（70年）墓[16]、长安永元十六年（104年）墓[17]、户县阳嘉二年（133年）墓都只出有五铢钱数十枚。西安阳嘉四年（135年）墓[18]出土有五铢钱65枚、大泉五十5枚，货泉和布泉各1枚；华阴永和元年（136年）墓[19]除有大量五铢钱外，也有货泉和大泉五十；长安建和元年（147年）墓除有64枚五铢钱外，还有货泉7枚；西安延熹九年（166年）墓[20]出土有五铢钱651枚、货泉75枚。从大量纪年墓实例可知，大约以阳嘉三年（134年）为界，4座早期墓葬只随葬五铢钱，4座晚期墓葬除有五铢钱外，还随葬少量王莽钱，并逐渐增多。这与东汉前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宁和东汉后期制度破坏、生产倒退、巧伪滋萌的不同历史背景是相合的。光武以后，关中地区重新使用王莽钱大约是从汉顺帝时开始的，到桓、灵时期数量已经十分可观了。 综上所述，陶瓮、圆案、瓦当、东汉后期五铢钱和王莽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们出现和普及的年代均不早于汉顺帝时。所以雅城M1的年代是在汉顺帝至汉桓帝时期。 三 解注瓶纪年 解注瓶上残存的前两行文字作：“……年二月辛巳」……天帝下令别移”。古人以干支纪年月日，“辛巳”二字写于“二月”之后，且不知其后是否还有“朔”字，那么它可能是指二月朔日的干支是辛巳，也可能是指二月某日的干支是辛巳。但笔者认为在此件东汉解注瓶上，其情况只能是前者，原因有二。 第一，目前东汉时期带纪年的解注瓶共发现31例（[21]）。其中初平元年（190年）3件瓶的月份或日期已残，书写格式不明；而洛阳延光元年（122年）瓶很可能是用一符号代表月份，再写日期，情况特殊。在其他27例解注瓶中有22件都是采用月份后书朔日干支的形式，最为普遍；有5件是月份后直接写日期，如西安熹平六年（177年）瓶作：“熹平六年正月廿三日。”但是从来不见有月份后直接书某日干支的做法[22]。 第二，解注瓶的朱书文字一般只写于腹部，个别字多者还补写于瓶底。此解注瓶腹已残去上半部，根据线图和彩版（图八）来看，“年”字和“天”字之前都还应有4个字左右。根据其他瓶上文字内容可知，从“天帝”开始就是解注文字的正文，其前都是交代时间。也即是说，“年”、“天”二字之前都是记时间。如果“辛巳”已经是指二月的辛巳日，那“天”之前几个字的空白处又写什么呢？即使是写上日建，也仅有一两个字而已。只有“辛巳”是朔日干支时，“天”字之前就会写作“朔某日干支”或“朔某日”，恰好4字左右。 综上所述，此墓所出解注瓶上残存的“二月辛巳”四字就是指某年二月朔日的干支是辛巳。故需考察在汉顺帝至汉桓帝时期（126－167）哪些年份满足这一条件。 查阅《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在顺帝至桓帝时期只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25]的二月朔日干支是辛巳。况且，整个东汉后半段的100年中也只有该年份满足此条件，故解注瓶的纪年肯定是建和元年。 四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墓中五种随葬品的仔细判别，认为雅城壹号墓的年代是在东汉顺帝至桓帝时期（126－167）。又进一步对解注瓶的时间书写格式进行全面考察，确定该墓出土解注瓶的纪年为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二月，所缺文字应补作： “建和元年二月辛巳朔……”。 目前，在全国发现的上千座东汉墓中，可知明确纪年的墓例寥寥可数。《西安东汉墓》中已有两座纪年墓，现又确认了雅城M1也是一座可知明确纪年的墓葬。这样的墓葬材料十分珍贵，它能为关中地区乃至中原地区东汉墓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断代依据。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导师白彬教授提出了宝贵建议。 注释： [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38－148页。本文线图和照片，均引自该发掘报告。 [2] 同[1] ，第1013－1014、1017页。 [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5－747、826、829页。 [4] 同[1]，第1012－1013、1016页。 [5] 王光永：《宝鸡市汉墓发现光和与永元年间朱书陶器》，《文物》1981年第3期。 [6] 林泊、李德仁：《临潼发现汉初平元年墓》，《文博》1989年第1期。 [7] 形态与罐同，体量很大，腹径和高在40厘米左右，口径达25.5厘米，但此件腹底已残。 [8] 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9]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10] 同[1]，第925页。 [11] 同[1]，第938页。 [12] 同[1]，第955页。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25页。 [14] 蒋若是：《东汉五铢钱》，《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第208页。 [15]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教育学院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考古论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227－235页。简报报道有两墓，此墓与另一墓出土钱币中有1枚货泉，但未明言是哪一墓所出。即便是该墓所出，由于其内葬四人，使用上限可到光武后期，货泉也应是早期墓主之物。 [16] 咸阳秦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17]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18] 同[1]，第740－754页。 [19] 杜葆仁、夏振英等：《东汉司徒刘崎及其家族墓的清理》，《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虽然刘崎之墓没有出土直接带纪年的材料，但结合文献记载，刘崎的卒年及下葬年代是在阳嘉三年（135年）十一月后的很短时间内。因此，笔者将该墓年代定在永和元年（136年）前后，并作为纪年墓来考察。 [20] 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 [21] 本表主要依据张勋燎先生所收解注瓶制作，可补文字已补入，个别文字做过修订，另增入《西安东汉墓》所报道的两件新材料。参见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1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107－190页；《西安东汉墓》，第742、760页。 [22] 在目前所发现的东汉券版中，也从不见有月份后书某日干支，而绝大多数都是月份后书朔日干支，少数为月份后书日期。参见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1册，第193－210页。 [23] 原为一水滴状符号，应是指代某月。 [24] 解注瓶所书朔日干支有误，据廿二日干支及日建，三月朔日干支应为戊子。 [25] 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