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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丁文江的政治倾向主要形成于其在英国留学期间。鼓励国人谈政治和干预社会政治，强调“少数人的责任”的精英政治理念，主张温和渐进的社会改造方式是其政治思想的主要表现。纵观丁文江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其言行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二是其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都围绕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展开，三是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无法适应近代中国情势，导致其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研究丁文江的政治思想有助于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及其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关键词】丁文江 政治思想 探析 丁文江（1887-1936），民国初年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20世纪20年代，曾联合胡适、吴稚晖同张君劢、梁启超展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后，逐渐形成和胡适“好人政府”相类似的“少数人的责任”的精英政治理念。其人生历程和政治言行，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丁文江有着整整10年的海外留学经历，“他的学业是在这个时候完成，他的性格也是在这个时候养成”[1]。他深受欧洲尤其是英国政治文化的熏陶，政治倾向逐渐由激进转向温和与改良，转型为具有现代理性与科学思维的新型知识分子（图一）。二是丁文江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一生热衷于谈论政治和实践其政治理念，而这种热忱的背后是丁文江炽热的爱国主义，由此令其获得了“真正的爱国者”的赞誉[2]。 一 丁文江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 丁文江的政治意识萌芽于少年时期，而其政治倾向的真正形成则是在他留学期间，尤其是他在英国的留学生涯，为丁文江政治倾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887年4月13日，丁文江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早在童年时期，丁文江就已经表现出浓烈的爱国意识。如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丁文江“就和他的几位同学互相约定：从此发奋努力，以图救国；不再学八股制艺，要从事实学；不再临帖习字，以免虚耗光阴”[3]。1901年，丁文江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丁文江没有进入正式学校进行学习，而是过了两年谈政治、写文章的“激进”生活。他曾担任留日学生办的进步刊物《江苏》的总编辑，费去大部分时间来写革命论文，“在君的文章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4]。相对于多数在日中国人主张君主立宪制，他主张中国应采取共和体制，以至于与蔡锷、蒋百里、史久光几人被称为留学生“四大怪”[5]。不过他这种“从事写作，鼓吹革命”的留学生活两年后就发生了改变。 1904年，丁文江前往英国留学，七年的英国留学生涯彻底改变了他的政治倾向。初到英国的丁文江住在英国家庭里，和他们同吃同住，有了彻底了解英国人心理和思想的机会。丁文江后来曾指出，在英国期间，“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6]对于英国的社会政治特征，与丁文江拥有相似留学经历的徐志摩曾有过一番褒扬[7]：“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 [8]丁文江此后政治倾向逐渐发生转变，与他长期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是密不可分的。 1908年丁文江考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格拉斯哥大学的专业训练使他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人文理性经过西方现代科学的洗礼，带上严密的逻辑盔甲，铸就丁文江科学化的人格”[9]。丁文江所学的地质学专业对其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学说，在丁文江留英期间早已越过自然领域，广泛渗入到社会政治领域，英国社会的革命意识已经消弭，渐进改良成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身处其中的丁文江自然受到影响。从他回国后的言行中，处处可以觅到进化论的影子[10]，足见进化论思想对他深远的影响。当时的英国是自由党当政，丁文江经常通过《泰晤士报》了解英国的政治状况。丁文江就学期间喜读凯恩斯（J.M.Keynes）的著作，而凯恩斯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丁文江后来转型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他受到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熏陶密不可分。 总之，七年的留英生涯对丁文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思想主张逐渐由激进转向温和与改良，转型为具有现代理性与科学思维的新型知识分子。终其一生，丁文江的思维方式始终受英国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科学精神和温和的改良精神。留学归国的丁文江爱国之情仍然浓烈，但救国主张已经从革命转向了改良，由激进转向了稳健。 二 丁文江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鼓励国人谈政治和干预社会政治 丁文江热心政治，鼓励谈政治和干预社会政治，来自于他的一个认识：那就是，政治不改善，中国一切事业都难得进步发展，诸如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等，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奉劝人们“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11]。丁文江的这个认识其实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无奈选择。如胡适1917年回国后，曾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2]。但是五四后的黑暗政治局面迫使他不得不谈起了政治。后人曾注意到胡适、周作人等虽曾一度致力于思想文艺，但关注的仍是在此之外的政治。胡适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13]，就是一个最终走向政治解决的文化思想运动。 纵观丁文江的政治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报刊为媒介，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二是直接投身现实政治活动。就第一方面来看，丁文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大自由主义刊物《努力》周报（图二）和《独立评论》的创办者和撰稿人。胡适曾追记，丁文江“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我们当日组织《努力周报》，实在可以说是在君这种精神鼓动起来的。”[14]《努力》周报创刊后，丁文江积极撰写稿件，“在一年半之中，替《努力》做了一百二三十栏，恰合十万字”[15]。《独立评论》时期的丁文江三年之中为该刊写了64篇文章，自称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1936年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治整理他的遗著时曾指出：“我新近觉得他的著作虽然很散漫，但搜集起来还不很困难，最重要的有两个时期：一是《努力》时代，一是《独立评论》时代。”[16]足以表明丁文江对这两个刊物的重要影响。 除了以报刊为媒介关注政治外，丁文江还从实验主义立场出发，积极参与实际政治活动。如1925年初，丁文江频繁与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颜惠庆接触，参与北洋政府的外交活动，涉及到关税会议、金法郎案、上海特区的边界问题等众多事项[17]。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26年５月丁文江接受军阀孙传芳的邀请，出任松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据统计，丁文江在上海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二是设立上海卫生局；三是绘制上海全图，部划道路交通，整理税收，建立考试用人制度等，以建立现代市政的基础[18]。后来丁文江鉴于孙传芳与“土匪式的奉军”张作霖联合，借车祸休养之机抽身而去，但他在上海八个月的政治生涯还是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和“以实事求是之精神，为国努力”的可贵人格[19]。 （二） 强调“少数人的责任”的精英政治理念 面对黑暗的政局，谁能担负起政治改造的重任呢？丁文江秉持的是精英政治理念，将希望寄托于“少数人”：“吾国之积弱，其大原因在一班上流社会（人士）无近世国民之能力。至如教育之不普及、民智之幼稚，犹其次焉者也。”[20]丁文江的精英政治理念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传统文化的熏陶，丁文江“一个国民的知识与责任，义务与权利，都成一种正比例”的认识[21]，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其次，自由主义的理念本身含有趋向精英政治甚至极权政治的内在动力：“自由主义珍视秩序，如果秩序能够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得以确立，那当然最好不过；如果不能，那就以专制和独裁的方式，依靠强权得以确立。”[22]长期处于无序状态的近代中国进一步催生了丁文江精英政治理念的形成。最后，丁文江提倡“少数人的责任”，与他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国民程度幼稚”的认知密不可分，这也是那一时期众多知识人的共识[23] 。 丁文江的政治实践处处体现出精英政治理念。1922年丁文江与胡适等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号召“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24]当1922年9月“好人内阁”成立后，“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喜过望，以教练自任，频频在场外指导王、罗、汤三人如何在政坛踢球。”[25]但丁文江的政治实验随着“好人内阁”的倒台而宣告失败。从精英政治理念出发，丁文江主张对于“社会上政治上有势力的人”（如军人、留学生等），应该平心静气地去研究他们的道德、性情、能力，找出所谓的“好人”来[26]，进行严格的训练，为将来干预社会政治做准备。 20世纪30年代，当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时，丁文江重拾精英政治理念，将希望和重心放在少数军事首领和领袖身上。如他发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为张设计抵抗方案，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27]。引人注目的是丁文江提出了“试行新式的独裁”的观点，并且提出“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28]。面对胡适、陶孟和等人的质疑，丁文江认为民主政治之路是“缓不济急”，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只有采取“新式的独裁”，“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29]丁文江的言论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成为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展开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他的精英政治理念在非常时期的突出体现。 （三） 温和渐进的社会改造方式 丁文江在社会改造的途径和方式上，持温和渐进的政治立场，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也是自由主义者一贯认可的“折中”方式：“自由主义希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既主张改革，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激进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处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一种折中的政治思想”[30]。丁文江等自由主义者非常注重政治实践中的“理智”和“秩序”，认为一个好的政治家不能太重感情，“在政治上，必须时时具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才能不致误事。”[31]他对以激进的方式改造社会持怀疑态度，“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32] 丁文江的上述政治倾向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时有体现。五卅运动期间，丁文江认为民众应“保持稳健同有秩序的态度，不拿他们生命肢体再冒危险”[33]，同时建议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事实真相，以作为将来和平解决的依据。他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期望学生“养成功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了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功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34]。丁文江等自由主义者主张“越要救国，越要读书，越要做工”的背后[35]，所持的仍是温和的社会改革方案。又如在对外交涉问题上，丁文江采取务实与接触的政策，他在担任上海总办期间，与西方国家进行了八轮秘密谈判，终于就收回上海会审公廨问题达成协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