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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晋都新田遗址中多次发现祭祀坑，兽被解释为祭祀不同对象的遗迹。最近20年间，在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又相继发现类似的坑状堆积，并被看做是对晋侯进行祭祀的“墓祭”残留。通过对晋国祭祀坑的全面分析，并结合晋国史事，本文认为所有这些坑状堆积都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盟誓坑，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没有在墓地祭祀祖先的制度。 【关键词】晋侯墓地 羊舌墓地 祭祀 盟誓 祭祀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礼记·祭统》则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周人祭祀对象纷繁复杂，概括来讲包括天神、地、人鬼三大系统[1]。但周人尤其重视对人鬼也即祖先神的祭祀，所以金文中见到的祭祖礼就多达20余种[2]，《诗经》中的祭祀诗篇也多是因祭祀祖先神而作的[3]。 周代的祖先神祭祀活动多在宗庙中举行，至于当时有无墓祭，即是否在墓地上祭祀祖先，历来存在争议[4]。以往，历代学者多据文献记载立论，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答案渐趋明朗。以现有材料而言，陕西雍城秦公陵区中至少10座双墓道大墓上发现有墓上建筑遗迹或遗物，其中年代最早的可到春秋中、晚期[5]。进入战国时代，诸如邯郸赵王陵、平山中山王墓、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新郑许岗大墓和胡庄韩王陵以及邯郸林村大墓均发现类似的“墓上建筑”或“墓侧建筑”。且不论这些建筑究竟是“寝”还是“享堂”，“可以认为在东周时期就已明确存在‘墓祭’现象，据秦墓的发现，这种行为最晚至春秋中、晚期可能就已出现。”[6] 和墓祭行为相关的另一类遗存是墓地所见的祭祀坑，早先见于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9虢仲墓周围，但具体情况不明，所以未引起注意[7]。其后在北赵和羊舌两处晋侯墓地中都有大量发现，由此引发了关于墓祭问题的新一轮讨论。 北赵晋侯墓祭祭祀坑的情况大致如下（图一）[8]： M13：打破墓道的祭祀坑1座，内埋牛1只。 M8：打破墓道祭祀坑3座，打破该墓所属车马坑的祭祀坑5座，“牲多为马，仅1座为牛，有的祭祀坑除牲外，还加玉戈、玉牌等玉器。” M64、M62、M63：共有祭祀坑27座，绝大多数属于M64晋侯墓，“坑内多殉马”。 M93：南墓道及周围有祭祀坑14座，殉牲“以马和狗为最多，还有少量的牛和羊（仅见下颌骨）”。 此外M8、M64和M93三组墓葬的祭祀坑中还发现有少量人牲坑和空坑。 羊舌晋侯墓地共有5座中字形大墓，在已经发掘了的M1和M2组大墓的墓室南部和南墓道上清理了祭祀坑227座，可辨认的牺牲有人、牛、马、羊、狗等, 其中人牲10个, 余者以马牲居多（图二）[9]。 这些祭祀坑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祭”考古资料，并被用作相关论述的重要证据。如在北赵晋侯墓地祭祀坑发现之后，李伯谦先生就明确指出，它们“不仅证明西周时期确实存在墓祭，而且证明有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墓主举行的活动”[10]。而羊舌晋侯墓地的发掘主持者吉琨璋先生则称：“文侯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君主，文侯时期的晋国强大繁荣，昭侯继文侯而立，在位7年，这7年中有足够的时间、财力和从容的心态对文侯进行祭祀，文侯也应受到这样的祭祀，M1组墓葬南墓道上大规模频繁的祭祀也许正说明了这一点。”[11]田建文先生也说：“羊舌墓地1号墓的规格和祭祀坑数量，明显高于或多于北赵晋侯墓地任何一座，想想朝不保夕的昭侯、孝侯们，谁能享受如此的礼遇？”[12]显然，吉、田两位学者不仅把羊舌墓地的祭祀坑看做祭祀墓主的遗存，更将祭祀坑数量的多少作为衡量墓主生前功绩地位的重要标志物了。 针对晋侯墓地祭祀坑的新发现以及李伯谦先生有关“西周时期确实存在墓祭”的新论点，笔者曾经指出：“一方面如李伯谦先生所言，晋侯墓地祭祀坑的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经出现针对某一墓主所举行的特定祭祀，从而证明了当时确有墓祭之俗；但另一方面，从现有资料来看，西周时期的墓祭确是偶然发生的行为而绝不能等同于宗庙的四时常祭，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晋侯墓地中仅有少量墓葬有祭祀坑而且各墓所属祭祀坑数量差别甚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诸多大型周代墓地如张家坡井叔墓地、琉璃河墓地、宝鸡国墓地、辛村卫国墓地以及平顶山应国墓地乃至上马墓地均不见或罕见祭祀坑。换言之，如果墓祭是周代常祭的话，则无法解释周代祭祀坑数量和周代墓葬数量如此悬殊的差距。”[13]对晋系墓葬做过系统研究的宋玲平也有同样的困惑，她在研究中指出：“同葬于晋侯墓地，为何会存在此有彼无的现象？既然墓祭是允许的，为何有的墓没有发现祭祀的遗迹？若果真没有祭祀遗迹，那么，享受祭祀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颇令人费解，不可思议。”[14] 最近冯峰也指出：“两处晋侯墓地的‘祭祀坑’多有打破墓葬者，说明它们都是在墓葬完成填土后形成的；它们既集中分布于墓葬墓道之上或近旁，晋侯墓的‘祭祀坑’数量又明显多于夫人墓，因此这些遗存可能与墓主有关；但将其理解为针对墓主进行的祭祀或者是祭祀墓主的行为，则似有不妥之处。”他进而从祭祀方式、祭祀物品和祭祀目的等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墓葬上的‘祭祀坑’与后世的‘墓祭’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祭祀行为。前者（指两处晋侯墓地所见者—引者注）应非用来祭祀墓主，更可能是用来祭祀地祇类神灵。”[15]冯峰不把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中的祭祀坑视为“墓祭”（即祭祀墓主的遗存）无疑是对的，但转而把它们解释为因掘墓动土而需要“祭祀地祗类神灵”，这又是回到郑玄、贾公彦的经学窠臼中去了[16]。相比李伯谦先生等人的“墓祭”说，这种祭祀“地祇类神灵”的观点可能更难令人信服。因为倘若周代确有此类祭祀的习俗，那么为何它们仅见于两处晋侯墓地的某几组墓葬，又为何主要集中在晋侯墓而罕见或不见于晋侯夫人墓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处晋侯墓地之外，近几十年来在晋都新田遗址的多处地点也发现了数千座春秋战国之际的祭祀坑（图三），因此有必要把这些坑状堆积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它们的性质形成正确的认识。 晋都新田之外，类似的遗存还有以下三处： （1）天马—曲村遗址战国祭祀遗存[17] 位于天马—曲村遗址J3和J4区，1986年、1988年和1989年在此共发掘祭祀坑58座，其中马坑11座，牛坑17座，羊坑20座，未鉴定者2座，空坑8座。这些祭祀坑按西南—东北走向分为五列，每列墓葬数量不等。部分祭祀坑中出土有玉器。 （2）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18] 1979年发现于河南温县西张计村，1980年－1982年进行发掘，共发现土坑（坎）124个，其中16坑出土盟书，35坑出羊骨，部分坑内有玉器。发掘者依据出土盟书上的历朔内容将这批盟誓坑的年代推定为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 （3）凤翔马家庄秦国祭祀遗址[19] 位于秦雍城遗址马家庄一号建筑内，共发现祭祀坑181个，集中分布在该处建筑的中庭内，部分祭祀坑位于建筑基址内（图四）。这些祭祀坑包括牛、羊、人、人—羊、牛—羊、车、空坑7类，其中人牲9个（8个单独瘗埋，1座与羊牲合埋）和车坑2座是其他同类遗址中所少见的。但有学者对相关地层关系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除了有5 座人坑、3 个空坑和1 个羊坑是打破了主体建筑的地面、或墙基、或夯土台基外,所有的祭祀坑都应开口于当时的实用地面即活动面上, 亦应该是该建筑在使用期间进行祭祀活动的遗存。”[20] 不难看出，两处晋侯墓地的“祭祀坑”与上述盟誓和祭祀遗存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 其一，在狭小范围内集中分布数十、数百乃至数千个坑，密集程度很高但打破关系很少，其中仅北赵晋侯墓地M13和M8例外。 其二，坑的形制、大小、方向一致，绝大多数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通常是口大底小，开口尺寸因埋牲的大小而有所差异，方向基本是正北或略偏东西。 其三，坑内包含物以马、牛、羊三种牺牲为主，有少部分猪牲和狗牲，也有极少数人牲，每处遗址都有一部分“空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