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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先秦时期，墨学曾与儒学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汉以后，因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墨学逐渐没落。晚清，墨学复兴。五四时期，墨学更受思想家重视，思想界出现了研究墨学的热潮。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一、以墨学救治时弊；二、以墨批儒；三、以墨学会通社会主义思想；四、发掘墨学中的科学成分。 【关键词】救治时弊 以墨批儒 社会主义思想 先秦时期，墨学曾与儒学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汉以后，由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墨学逐渐没落，以致于鲜为人所提及。清乾嘉之际，考据之风兴起，墨学得到重新整理。先后有汪容甫、卢抱经、孙渊如、毕秋帆、王念孙、俞荫甫、苏爻山等人治墨学。晚清，孙诒让集各家之长，成《墨子闲诂》一书，标志着墨学复兴正式开始。之后，维新派和革命派也多有研墨学者。五四时期，在西潮汹涌澎湃的中国思想界更形成一种研究墨学的热潮，成为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据统计，在清代650部文集中，有关墨子的文章只有4篇，而从1912年前后到1949年，有关墨子的文章共127篇[1]。其中，五四时期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吴虞等都对墨学有所论述。该时期思想界出现墨学研究热潮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晚清墨学复兴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其时代原因和思想原因。 一 以墨学救治时弊 晚清以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挽救危亡的中国，思想界一些有识之士上下探求，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引入先进思想、文化、技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从悠久的民族文化中寻找救国的良药。墨学的复兴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出现的。清代集墨学整理之大成的孙诒让在《墨子闲诂》一书中，就大力推崇墨子“勇于振世救弊”的决心。五四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救亡主题越来越强烈，许多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以墨救世”的行列。易白沙是这一时期提倡墨学最为有力的人。他在《述墨》一文中指出：“今者四郊多垒，大夫不以为辱，士不以为忧，战既不能，守复无备。土地人民，惟人之宰割是听。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家有禽子之巧，人习高何之力，不足以言救国。”[2]易白沙认为“其学（墨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3]，只有提倡墨学，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说：“扬此绝学，志士仁人，起而行之，斯国家无疆之休也。”[4]蔡元培则认为“救国者，艰苦之业也”，只有像“墨翟生勤而死薄”这样的人，才可以言救国[5]。胡适也大力推崇墨子的人格精神，认为这是一种不朽的精神。他曾说过，像墨翟这样的人“一生刻意孤行，精诚勇猛，使当时的人敬爱信仰，使千百年后的人想念崇拜。这便是立德的不朽”[6]。梁启超也认为墨家损己利人的行为是其基本精神，他说：“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墨教之根本义，在肯牺牲自己。”正是这种牺牲精神才使“我族能继继绳绳与天地长久”[7]。墨学中 “摩顶放踵利天下”、“赴汤蹈火”的自我牺牲精神成为五四时期思想家激励人们奋起救国的重要思想资源。 此外，墨学的“非攻”主张也受到五四时期思想家的重视。这是因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使人们反对战争，反对侵略，期望着公正与和平。而墨子的“非攻”就是反对攻伐战争，正适应了彼时中国人的心态。吴虞曾说：“兵革不息则倡非攻，各国竞立则倡兼爱。”[8]胡适也说：“墨子是一个极热心救世的人，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所以倡为‘非攻’论。”[9]胡适自认为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对墨子的“非攻”大为赞赏。他说：“墨子主‘非攻’；他底‘非攻’的理论实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10]鲁迅也推崇墨子的“非攻”，他在《非攻》一文中，描绘了主张“非攻”，为保护宋国不被侵略而积极奔走的墨子形象。但是墨子的“非攻”并不是无原则的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一切好战的国家进攻无罪的国家。思想家们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梁启超说：“墨子所‘非’的，是‘攻’，不是‘战’。质言之，侵略主义，极端反对；自卫主义，却认为必要。”[11]胡适也认为：“墨子并不是一个空谈弭兵的人。他是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12]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思想界是把墨子的“非攻”说作为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 二 以墨批儒 辛亥革命时期，推崇墨学的思想家，一般都不偏废儒学。俞樾就认为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更大的战国时代，只有用墨学补充儒家德治的学说，才能做到安内攘外。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在倡导墨学之时，也都不废儒学。辛亥革命后，帝制虽被推翻，封建思想仍然大量存在，以致于袁世凯也把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儒家思想作为其巩固政权的思想工具。1913年6月，袁世凯在守旧和复辟势力支持下，发布《尊崇孔圣令》，此后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奉孔教为国教，祀孔祭天，各地尊孔社团纷纷建立，社会上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为了维护共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思想界先进知识分子以他们编辑的《新青年》为阵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对孔教和儒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批判。这样，墨学这一曾与儒学并称为两大显学的思想就再一次受到思想家的重视。五四时期“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曾说过：“九流之中，惟墨足与儒相抗。历观周汉之书，孔墨、儒墨对举者，凡百余条。”[13] “墨子的主义，根本上和儒家绝对不能相容。”[14]易白沙也认为先秦诸子之学只有墨学对当时的社会最为有益，他说：“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15]墨学成为反儒的重要思想工具。 五四时期，思想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以墨批儒的： 第一，以墨学攻击儒学的专制思想。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封建专制的工具。以《新青年》为阵地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是专制罪恶的根源，要维护共和，反对专制，反对复辟，必须批判儒学。易白沙认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君主独裁，若无范围限制其行动，势将如虎傅翼，择人而食。”[16]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17]陈独秀也说：“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18]儒学提倡尊君，导致了专制和等级森严的阶级制度。在这一思想前提下，思想家一方面用现代的民主与科学批判儒家学说，另一方面也积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可用资源。墨学提倡“尚同”、主张立“天志”说来衡量统治者刑罚政令的思想就走进了思想家的视野。易白沙说：“人君善恶，天为赏罚，虽有强权，不敢肆虐，此墨家之说也。”而“孔子之君权论”无天的制约，因此“较墨翟以天制君者绝异，所以不能维持天子之道德。”[19]胡适认为：“天子若成了至高无上的标准，又没有限制，岂不成了专制政体。”因此他认为“天志”说很有必要，“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20]。钱玄同也认为墨学中含有民主的色彩，他在《论世界语与文学》一文中就引用夏穗卿在《中国社会之原》中的论说：“使墨子之道而大行于汉晋，则中国当早为共和国。”[21]可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常常把墨学作为批判儒学专制的有利武器。当然，也有思想家提出不同的看法，从更深层次挖掘墨学的内涵。例如梁启超就认为墨子学说中更多地含有专制的成分。 第二，以墨学批判儒家的伦理思想。五四时期批儒的一个最主要方面是批判儒家的伦理道德。儒家伦理道德，主张尊卑贵贱、上下长幼的等级制度，是维系封建社会的重要纽带。但随着时代发展，儒家的伦理思想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正如陈独秀所说：“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22]因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要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就不得不铲除封建的伦理道德。陈独秀说：“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23]而墨子主张兼爱的学说正击儒学的弊端，成为思想家批判等级制度的重要思想工具。吴虞认为：“墨子兼爱主平等，则不利于专制，皆后世霸者之所深忌。”因此，他认为：“墨子主兼爱，近于大同。”[24]墨学是“要废去儒家所主张的阶级制度，把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礼教，一扫而空之”[25]。陈独秀也说：“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26]易白沙也认为：“今者父子夫妇兄弟，各不相爱，社会中皆不慈不友不孝不弟之人耳。父自爱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此兼爱之说不可缓也。”[27] 由上可见，五四时期的“以墨批儒”，主要是以墨学攻击儒学的专制主义与伦理道德。当然，正如当时对儒学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一样，对墨学的提倡也不是全盘肯定。他们所提倡的只是墨学中有益于社会的部分。例如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反对封建道德和家族制度，进而反对早婚。而在墨子的思想中是提倡早婚的。 三 以墨学会通社会主义思想 任何一种思想被接受都不是简单的、孤立的。因为人们在接受一种新思想时，总是以其原有文化思想为基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不例外。伴随着墨学复兴，墨家主张的“兼爱”、“尚同”思想成为近代思想家接受、会通社会主义这一西方新思想的重要资源。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可谓将墨学与社会主义会通的一个典范。他认为墨子的兼爱社会就是“把一切含著‘私有’性质的团体都破除了，成为一个‘共有共享’的团体”[28]。而这种兼爱的社会与俄国社会有相似之处。他说：“但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确是实行墨子‘兼以易别’的理想之一部分。”[29]在讲到墨子的经济思想时，梁启超认为：“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内中最可注意的两件事：第一件，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侈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第二件，强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30]此外，梁启超还认为：“近代马克思一派说，资本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这种立论根据，和二千年前的墨子正同。”[31]所以他说墨子是一个“大马克思”[32]。蔡和森也指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33]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也把墨学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胡适的学生马鸣鸾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刘灵华先生的演讲把“墨子的兼爱主义”“和现在的社会主义贯串得极好”[34]，因而表示赞同。吴虞也把墨子的劳农主义与列宁的劳农主义相等同。当然，墨学属于二千年前小生产者的学说，并不是科学的体系，与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相去甚远。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把墨学与社会主义会通理解，这一历史现象却反映出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某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