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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传部与清末铁路事业的近代化

http://www.newdu.com 2017-11-08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苏全有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邮传部在推动清末铁路事业的近代化演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有四:1.对线路布局、轨制、枕木等进行统筹划一,2.推出免税、筹集资金等一系列建设措施,3.支持各地方铁路发展,4.大力发展铁路营运。
    【关键词】邮传部 清末 铁路事业 近代化
    邮传部的成立不仅包含着晚清政府政治资源整合的诉求,更暗合了晚清交通发展的客观需要。交通事业的发展与管理水平滞后之反差,给政府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内在需求与外在压力。突破管理这一制约瓶颈乃当务之急,邮传部应运而生。邮传部成立后,致力于交通四政(铁路、航运、邮政、电政)的发展。铁路事业位居四政之首,邮传部的努力体现在统筹划一、致力建设、各地方铁路发展及发展铁路营运等四个方面。
    一 统筹划一
    (一)线路布局
    制约我国铁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无序性,此中原因与铁路的控制权分散有关。清末时人就曾指出:铁路“其经营则各线各自独立,各有特种之管理者,向不互相联络……各路各有特权,彼此不能掣肘”[1]。至于无序的表现,最突出的是在布局方面,各铁路线之间缺乏联系[2],没有总体规划布局。对此,早在19世纪末,张之洞与路矿总局就予以了关注,并提出全国线路分别缓急、循序渐进的主张[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商部上《奏请预定路线折》,主张分主次、缓急、干枝,“分别缓急……次第建筑,枝干相维”[4],观点基本类似。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三十日,刚刚卸任邮传部尚书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深知已筑各路之毫无统系”,故奏请统筹全局预画轨线,计分东西南北四大干线,以北京为轨枢[5]。七月十三日邮传部奉旨议奏:“京城当为海内之轨枢,断无疑义”;铁路分干枝,干路分东西南北,各干路皆有枝路;“铁路一端,诚不外兵商两策……自必由便商入手,乃可冀路有余利,以为扩充军用铁路之资。且一路工赀动需巨万,无论同时并举,财力难支,即次第兴工,东南尚可集股于绅商,而西北则必须借资于外债”;“陆军不强,则铁路临边转滋敌马潜窥之患,工艺不振,则铁路通海亦增外货输入之虞。欲利交通,必先注重于整军劝工两大端。而后轨线纵横,外可以便行军转饷之谋,内可以收通商惠工之效。”[6]
    在地方铁路建设中,邮传部也注意到了线路协调问题。宣统元年底,苏路铁路公司呈请建筑瓜清铁路,邮传部批复道:“瓜清一线,既与津浦南线并无妨碍,应由本部先准立案。”[7]到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廷推出干路国有政策时,邮传部所上奏折依然提出四大干线主张[8]。
    (二)轨 制
    铁路四通八达,轨制的统一是基础。
    就轨距而言,中国铁路向来不一。同治十三年(1874年)修筑的上海吴淞间铁路轨距为2英尺半,唐胥铁路轨距为4.85英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兴筑的台湾铁路用三英尺半(1.67公尺)的轨距,中东路轨距5英尺,正太路与滇越路为1公尺轨距[9],京张铁路轨距4.85英尺[10]。至于轨重,早期以每英码60磅(约等于每公尺30公斤)为准,后渐加增[11]。如京张铁路“轨系铜制平底式,每码重八十五镑者,至于枝路及车站傍路等则用每码重十六镑者”[12]。但这只是趋势而已,总体上轨重极不统一,即使是同一铁路亦未必划一,如南浔路“九江至涂家埠一段钢轨为汉阳厂所制,重七十六磅,涂家埠至南昌则用日制钢轨,重六十磅”[13]。类似者如津浦、粤汉[14]。轨条长度,初为10英尺,后渐次增加,“长数百公尺,甚至长至一公里以上者亦时有所闻”[15]。
    中国轨制不一,而世界他国亦如此,其中最为通行的轨距是4.85英尺,并被认可为标准轨距,我国亦然。
    轨制统一问题,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商部即奏划一铁路轨制。徐世昌任尚书时上《请厘定全国铁路轨制以昭画一折》:“拟请将干枝各轨均按照川汉所订之英式为定式,而钢质皆取马丁,不得纷歧掺杂,重量则干轨定为八十五镑,枝轨定为七十五镑,其岔轨及附属如鱼尾片、狗头钉、螺丝拴等件,各视其轨式、轨量为率,凡从前各路轨制,拟于将来修理之际,逐渐改归一律。”[16]宣统三年五月十八日,邮传部又上《拟请厘定全国铁路轨制折》[17],该折内容与上引徐世昌奏折相同,依据《两广官报》及《中国铁路史》可知,邮传部确实重复上奏。“闰六月十七日,会奏遵订铁路钢轨验收章程,呈绘轨制图式”。[18]
    (三)枕木等
    铁路材料除钢轨外,以枕木为大宗。中国铁路所用枕木不一,如南浔路“枕木多为日本松,与当地樟栗木,并曾试用自制之钢筋混凝土枕”[19]。京张铁路“轨道转轨之铁枕则用熟铁板制成,与通常所用之生铁枕有异,盖亦取其廉故也”[20]。津浦、粤汉类之[21]。
    机车方面,宣统元年(1909年)时我国铁路共有40种不同类型的货车,而事实上仅需6种即已足够。造成此“种类型式甚多”[22]的原因,在于“各国借款所筑之路均同时设立相当规模的机厂”,“各厂的标准制度各有其习尚不同”[23]。
    铁路上所用文字亦不统一,各借款铁路“均用借款国家之文字”[24]。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邮传部修订路律,苦于铁路名词不能统一,特札行唐山路矿学校饬令选择肄业校中之高才生从事翻译铁路名词。十一月,成铁路名词26本。三年正月,参议厅译员李莲炳成英文铁路译名一书[25]。
    垫托枕木的碎石不一。如京张铁路“以碎矿石为多,而卵石亦间有之,盖近地所产取之易而价亦廉也”[26]。而津浦铁路“天津至济南一段沿线石料缺乏,因于施工时自陈唐庄起先于沿线各站建筑砖窑多处,烧制红砖,打成小块,铺于路基,用代石渣”[27]。
    至于铁路收股货币单位,向来是元、两杂用。邮传部为此特奏请统一:“股分计数,元、两各殊,虽按票核收数目无难划算,而路成分利统一,究属纷歧,拟请一律改收洋元,如内地行使块锭之区,均按照洋元合订,以昭划一。”[28]
    除了上述之外,尚有许多有待划一之处,各铁路技术标准混乱:如桥梁“有弱于古柏氏E-20级者”[29],铁路管理为分线制而非分区制[30],“各路有各路的规章”[31],以及车钩、钤记不一等。以上问题,有的邮传部进行了统一,如钤记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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