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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收藏的《蒋洲咨文》是嘉靖35年（1556）11月蒋洲寄送给日本对马岛的书信，内容为要求日本对马岛镇压倭寇。蒋洲为胡宗宪派遣至日本的使者，他向山口县的大内义长也寄送了同样内容的书信。义长收到书信后，决定复信给明朝，并将倭寇掠来的明人送换。同年12月蒋洲寄送给义长的书信的信封，现在收藏于毛利博物馆（山口县）。 【关键词】蒋洲咨文 序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收藏的《蒋洲咨文》为“大明副使蒋（洲）”于嘉靖三十五年（弘治二年、1556年）十一月为要求禁止倭寇事发给“对马岛”的咨文（图一）。咨文是用于平级行政机构之间的公文往来形式。从16世纪中叶的东亚海上局势来看，本史料包含非常重要的内容，例如成功地让著名的倭寇头目中国人王直下决心回国等信息。王直于弘治三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回国，但马上被捕，于弘治四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被关进监狱。与王直同行来到中国的大友氏的船队在与明军大战后被烧毁。在2010年的报告会上，笔者推测，《倭寇图卷》中所见“弘治四年”、《抗倭图卷》中所见“日本弘治三年”的字样是画工特意选择的，此年号与王直被捕等一系列事件有关，象征着镇压倭寇[1]。从上述意义上来讲，本史料与《倭寇图卷》的相关新发现及以介绍《抗倭图卷》为开端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属同类研究项目。 《蒋洲咨文》这一史料是30多年前被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收藏的，但因为修复上的困难，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未整理史料搁置，终于在2010年完成修复并正式上架。在对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它已是广为人知的史料。在此，笔者将结合本史料的内容简介，适当提及研究史，对史料本身的流传以及修复后所能观察到的情况等进行介绍。 释文和内容 《蒋洲咨文》的释文和内容解说已见于《日本史史料中世２》[2]，其中包含释文、译文、解说。本文将重新提示释文。另，《日本史史料中世２》说道：“关于明朝皇帝的语句为两字抬头，关于日明两国及大友氏的语句为一字抬头。”而据笔者观察原档，认为：关于明朝皇帝的语句为两字抬头，关于明国的语句为一字抬头，关于日本国及大友氏的语句为平出。 释文： 大明副使蒋 承奉 钦差督察总制提督浙江等处军务各衙门、为因近年以来，日本各岛小民假以买卖为名，屡犯 中国边境，劫掠居民。奉 旨议行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转行本职，亲诣 贵国面议等因，奉此带同义士蒋海、胡节忠、李御、陈桂，自旧年十一月十一日来至五岛，由松浦、博多，已往丰后 大友氏会议，即蒙遍行禁制各岛贼徒，备有回文，拨船遣僧人德阳首座等进 表、贡物。所有发行尔岛禁贼御书见在特行备礼，就差通事吴四郎前诣投递，尔即当体 贵国之政条，愤部民之横行，分投遣人，严加禁制，不许小民私出海洋侵扰 中国。俾□境宁静，衅隙不生。共享和平之福。史册书美，光传百世。岂不快哉！否则奸 商岛民扇□不已，党类益繁，盘□海岛，窥隙窃发，恐非 贵国之利，如昔年安南国陈氏之俗可鉴矣。今特移文并知非特为 中国也。惟深体而速行之。希即回文，须至咨者。 右 咨 日 本 国 对 马 岛 嘉靖叁拾伍年拾壱月 初三 日 □ □ 正文内容大致如下：1.大明副使蒋洲受命于明朝政府，为禁止日本各地民众屡次到中国边境进行掠夺而来。2.旧年（1555年）十一月十一日到达五岛，经由松浦、博多，到丰后大友氏处进行了会谈。3.大友氏与蒋洲约定镇压贼徒，并决定派遣僧人德阳等赴明朝进贡。4.请对马岛禁止民众肆意出海或到中国沿海进行掠夺。文中还以曾被明朝吞并过的安南国为例进行威胁，催促对方立即回应。 关于这份咨文的时代背景等可参见本期鹿毛敏夫论文。本文仅根据《明实录》进行简单梳理。 嘉靖三十年间（16世纪50年代），倭寇在中国沿海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活动日益猖獗（嘉靖大倭寇），苦于应对的明朝派遣陈可愿、蒋洲二人赴日本。他们在1555年到达五岛，与当时倭寇的首领王直进行接触，以海外贸易的解禁为由说服对方回国。最终，陈可愿与王直的部下一起先期回国，蒋洲和王直一同去访问丰后大友氏并要求对方镇压倭寇。大友义镇决定派僧人德阳为使者访明[3]。咨文内容中有对上述经过的描述。 其后，蒋洲向周防国大内氏处派出使者，要求对方镇压倭寇。作为回应，大内义长将被俘虏者和书信委托大友氏送回明朝[4]。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蒋洲与大友氏使者德阳、王直等人一起离开松浦奔赴中国。蒋洲、德阳与遭遇暴风雨的王直先后于七月和十月到达中国的舟山港。然而，明朝以德阳没有带勘合符等为由，不承认德阳为正式使者，将蒋洲下狱，而后又诱捕了王直，并于嘉靖三十七年正月押往按察司监狱[5]。见此情形，以德阳为首的大友氏使节团急忙逃亡[6]。王直于嘉靖三十八年被斩首，以此为契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终于销声匿迹。 本史料的日期是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就是蒋洲尚在丰后大友氏处逗留期间发给对马岛宗氏的。《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述：明宗十二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三月，对马宗氏的使者来访，报告称大明副使蒋这一人物来信，而后朝鲜王朝引用了咨文的大致内容，请“汉吏学官”解读此文后，认为和本国无关，将书信退回[7]。在记述之后附有史臣的批语，内容大概是怀疑蒋洲其人的正当性。并言如果此事属实，堂堂天朝（中国）被“海岛的小丑”侵略不算，还要求和解、开（交通之）道，令人痛心疾首[8]。据目前资料所知，对马宗氏对上述咨文作出的反应仅限于向朝鲜王朝的这次报告，与周防国大内氏接受镇压倭寇的要求并委托大友氏送回书信和俘虏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传入与形状 本史料在江户时代一直为对马宗氏所收藏。1926年，武田胜藏在以《宗家文书中所见》（《史学》5－3）为题的论文中，将其作为宗伯爵的家藏加以介绍，并在卷首的图版中刊登了本史料的照片。这或许算是近代以来对本史料的首次介绍。当然，以酊庵十八代江岳元索及三十三代云崖道岱所著《江云随笔》、18世纪末编纂的《续善邻国宝记》之中对之已有引用，所以可以认为，在与外交有关的人群中，它应该是较早就为人所知的[9]。 根据中村荣孝的研究，本史料在被武田介绍之后，又被移送至朝鲜总督府，而后又成为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收藏[10]。在本所工作至1984年的田中健夫在1968年发表了题为《明人蒋洲的对日宣谕》的论文（收录于1975年刊行的著作）[11]。该论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关于蒋洲研究的唯一专论，他认为《蒋洲咨文》是由于中村的研究而为大韩民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收藏的。其后的经过虽然不明，但后为东京神田的一诚堂书店得到，又在1977年作为“嘉靖三五年倭寇关联文书”出售时，为本所购得。 在收购记录中有“一轴、无盒装，多见因湿气所致的朽损和剥落之处”的记录。并称被裱成卷轴的档案因为受湿度影响，一部分成为泥状，开合很困难。同时，因为档案为竹纸质地，收购后长期无法得到修复，故被当作未整理史料进行保管。2007年至2008年，本所修复室的高岛晶彦对其进行了全面修复，才使该史料的阅览成为可能。现在被分类登记为“原件·古写本类”，书号为：0835-10《蒋洲咨文》。 以下简单地将高岛进行的修复加以叙述。修复前，本史料的状态为：画心中有大面积的破损，残存的画心也因脆化而产生龟裂纹，有鳞片状剥离和污渍变色处。为此采取了如下措施：1.表面施胶，防止龟裂和剥离。2.揭去原有裱纸和命纸，并去除污垢。3.用与画心相近的补纸修复破损处。4.用美浓纸上托纸。5.在龟裂处贴舌条。6.用美栖纸上裱纸。7.重新镶攒天头、地头。8.用宇陀纸托褙纸。9.润饰。据说在第二道修复工序中，没有去除带有墨痕的原有裱纸。变色部分因浆糊强度较大，无法揭去原有裱纸，只进行了必要处理，以免成为画心的负担。另在第七道工序中，因为装裱具是新作的，为了显得与画心和谐，采用了中国式样的绫子“纹海气”。 就这样，我们终于能将《蒋洲咨文》展开进行调查。其法量为纵57.1厘米、横51.7厘米[12]，但有痕迹显示上次装裱时，天头、地头和左右两边都被裁剪过。文字共计14行，有正文、收件人、日期，在日期处捺有朱郭方印。印鉴尺寸为纵11.2厘米、横6厘米，印文不明晰，且由于纸面老化无法辨识（图二）。在纸面中央稍靠左处有一条折痕。比起左半边，右半边特别是右下部分的老化程度尤为严重，其左端还有破损。从右端到竖折线之间大约为28厘米，如果是以此折线为中轴线对折的话，或许原本宽约56厘米（图三）。加之，档案的天头是在紧挨两字抬头处被切割的，可以推断至少原来应有一两厘米的空白。地头估计也被裁剪过，所以原长度应该在60厘米以上。 另一件《蒋洲咨文》 本所收藏的《蒋洲咨文》只有正文，没有信封。在毛利博物馆中，还有一枚被命名为“明嘉靖年号书囊”的纸片（图四）混杂在大内氏的外交遗产—著名的通信符（大内氏在与朝鲜进行贸易等往来时使用的铜印，为朝鲜王朝所赠）和“日本国王之印”木印（仿制永乐皇帝赐予足利义满之金印）之间[13]。栢原昌三早在1920年就对这张纸片进行了配图介绍[14]，小葉田淳更认为这就是蒋洲给大内义长书信的包裹纸[15]。但小葉田淳似乎是没能见到实物，所以没有对史料本身展开具体讨论。 在2011年9月实地调查这件文物后[16]，我们发现毛利博物馆收藏的“明嘉靖年号书囊”为竹纸所制，纵39厘米、横25厘米，左端略有破损。另在天头左右两端各有纵1.8厘米、横6.2厘米和纵1.8厘米、横6.9厘米的两个方形剪口。现在全纸裱有托纸。中央有“嘉靖叁拾五年拾贰月拾壹日”字样；天、地头各有一处，左右各有两处朱印痕迹，另在右下角朱印痕迹下面和地头的朱印痕迹下面可见墨书的残存笔画。而在从天头向下1.8厘米处和地头向上1.4厘米处各有一条笔直的折痕，从右向内6.9厘米处和从左向内6.2厘米处各有一条笔直的折痕（图五）。 如果我们根据折痕和朱印的残存状况对它进行复原，首先要将右端向内折6.9厘米、左端向内折6.2厘米，使右边在下面，在约1.2厘米宽的范围内涂上浆糊，粘贴上。然后将天头向内折1.8厘米、地头向内折1.4厘米，使之呈信封状。再在中央接缝处的下方与地头向内折并粘接后的交界处，用墨汁署名，在其上捺朱郭方印；继而用同一方朱郭方印在另一处，即天头向内折并粘接后与中央接缝的交界处用印。这样做成的信封大小为纵11.9厘米、横35.8厘米（图六）。将本所收藏《蒋洲咨文》纵向折成6折，再横向对折后，尺寸大约为纵30厘米、横9厘米，刚好能够放进去。 另外，我们观察该书囊的署名文字，可以认出是“蒋龙溪封”。龙溪是蒋洲的别号[17]。上下方的朱郭方印都为纵10.8厘米、横6.0厘米，虽然印泥颜色稍有差别，但可以认为和本所收藏的《蒋洲咨文》左肩处所捺之印为同一印鉴。本所收藏的《蒋洲咨文》和毛利博物馆收藏“明嘉靖年号书囊”的印文都不明晰，难以辨认。将三处印文放在一起研究，勉强能辨出“□□使□□蒋关防”的字迹。 从上述署名和朱印来看，毛利博物馆收藏的“明嘉靖年号书囊”正是蒋洲发给大内氏咨文的信封。而由此可以判定，信封尺寸也正适合本所收藏的蒋洲咨文放入。那么，这个信封所放文书是不是与本所收藏的蒋洲发给对马宗氏的咨文一样，也是要求镇压倭寇的呢？ 这样的解释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目前还存在题有“日本国昔年钦奉／大明国敕赐御印壹颗／弘治二年十一月日（日本国王之印）／左京大夫兼周防介多多良朝臣（花押）”的档案[18]（图七），这又该如何理解？ 明朝方面非难大内义长委托大友氏寄送的书信“虽有金印回文，又非国王名称”[19]，意即虽有捺上金印的回信，但不是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写就，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捺有“日本国王之印”这一仿制印鉴的、以大内义长名义寄送的书信。因此可以认为，弘治二年（1556年）亦即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发出过上述咨文。为了回应蒋洲要求镇压倭寇的咨文，大内义长以“金印回文”，即回复捺有“日本国王之印”的书信，这种推测应该是妥当的。假定事实果真如此，有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期的这个信封中蒋洲的咨文就不会像本所收藏的《蒋洲咨文》一样是要求镇压倭寇的，而应该是蒋洲在得到大内义长的积极回应之后写的另一封书信。 可以想象，十一月上旬，蒋洲把要求镇压倭寇的咨文，以基本相同的内容分别发给了对马宗氏和大内氏。大内氏接到信后决定送还俘虏和寄送书信，所以蒋洲在十二月十一日为沟通某些事务再发一封咨文。这些咨文中，只有十一月上旬发给对马宗氏的咨文正文和十二月十一日发给大内氏的咨文的信封还留存在本所和毛利博物馆。 从上述史料的形迹可以推测，蒋洲在被派往日本之时，随身带着刻有自己身份的朱郭方印以及统一规格的文书用纸和信封用纸，根据形势需要在当地写就文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本所收藏的《蒋洲咨文》和毛利博物馆收藏的“明嘉靖年号书囊”不仅是与倭寇相关的重要史料，也是对研究明代公文形式能有所启发的重要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