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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领由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邓颖超等人为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居住在距国民政府不足百米远的梅园新村，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谈的大门最终被国民党政府一手关闭。1947年3月，历时10个月的国共南京谈判最终破裂，中共代表团返回。1954年，在梅园新村旧址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本馆藏有国共南京谈判期间有关文物1000多件，现介绍若干重要文物，以飨读者。 周恩来坐过的轿车 这辆产自于1941年，牌照为“京1645”的美国别尔克黑色小轿车（图1），时常引来观众在车前驻足观赏，合影留念。它是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来南京，因当时工作需要，由中共代表团祝华经手从上海购买，并由司机段廷英驾驶至南京使用的。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就是乘坐这辆汽车开展了大量工作，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并多次用这辆汽车护送党的地下工作者和民主人士。为对付跟踪者，中共代表团巧妙地利用周恩来使用的这辆轿车，多次甩掉了“尾巴”，把地下党员和秘密人员送到安全的地方。1946年夏，周恩来还曾在这辆车上，与地下党员、“佩剑将军”张克侠秘密商谈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经过周恩来、张克侠以及其他地下党同志的努力，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张克侠与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率领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1个军部、3个师共2万余人，在徐州运河前线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这辆小轿车是梅园新村纪念馆馆藏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 带有周恩来亲笔签名的五百元面值法币 在陈列馆二楼的展柜里，陈列着一张五百元的法币，上面留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图2）。这张法币是怎么来的？周恩来为什么要在这张法币上签名呢？ 在1946年盛夏的一天，走进新街口一家冷饮店的国民党空军5位飞行员，突然发现里间一张桌子旁边坐着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5位飞行员对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民主的真诚态度非常敬佩，早就想见见中共代表团团长周先生。于是，他们推选一位叫林雨水的飞行员作为代表，一同前去面见周恩来。林雨水对周恩来说：“我们久仰周先生大名，今天能见到您万分荣幸。我们都是归国华侨，是回来参加抗战的，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可是国民党又要打内战，我们都不愿意自相残杀。”周恩来客气地给他们让座，等几位飞行员坐下后说：“为了实现和平民主，我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很爱国，解放区也有许许多多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希望你们有机会到解放区看看。”5位飞行员异口同声地表示：“我们决不打内战。”对此，周恩来十分赞赏，并说：“你们的思想很进步。”谈话进行得愉快而随和。5位飞行员很想请周恩来签名留念，但因为身上都有没有带笔记本，只好从口袋里掏出5张全新的五百元法币，请周恩来在上面签字，周恩来欣然应允，掏出笔在法币上一一写下“周恩来”三个字。临别，周恩来又一次热情地邀请他们去解放区。 这次偶然相遇，周恩来给5位飞行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同时也坚定了他们向往光明，要求进步的决心。 国民党政府撕下假和平的面具，全面内战爆发的第二年，这5位飞行员毅然脱离了国民党空军。在香港，林雨水进入了中央航空公司。而这张有周恩来亲笔签名的法币，则一直被林雨水精心保存着。1949年11月9日，原属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爱国职工驾机起义，从香港飞回大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林雨水驾驶着中央航空公司的525号客机参加了起义。1949年底，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两航起义”人员。席间，周恩来一见林雨水立刻叫出了他的名字，并像老友重逢一样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到底到解放区来了。”林雨水也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在他身旁坐下，和周恩来亲切地交谈着。1979年，林雨水把这张珍藏了数十年的法币赠送给了本纪念馆。 不寻常的结婚贺礼——签名红绸 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工作的同志先后有2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领导成员，一方面和国民党代表、美方代表进行艰苦的和平谈判斗争，另一方面对年轻人的生活乃至婚姻大事关怀备至。正如许多在代表团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的那样：当时谈判斗争虽然艰苦，但是我们在周副主席身边，却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那样和谐和温馨。这块不寻常的结婚贺礼——签名红绸（图3），就是大家庭温馨的历史见证。 194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大家庭”忽然格外热闹起来，原来是在新华日报工作的28岁的鲁明和26岁的林冈喜结良缘。大家都来贺喜，唱啊、跳啊，可高兴啦!最使他们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大姐也在百忙中抽空来了，给婚礼增添了隆重和欢乐的气氛。由于当时谈判相当艰苦，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礼物可送给二位新人。当参加婚礼的同志感到歉意的时候，细心的邓颖超大姐叫身边的同志设法找来了一块红绸。德高望重的董必武欣然挥毫题词，“天作之合”四个大字一气呵成。紧接着，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潘汉年、宋平等几十位同志也纷纷签名，表示祝贺。周恩来、邓颖超还深情地嘱咐他们：夫妻之间既是革命同志，又是爱人，应当努力做到“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这样才能搞好夫妻关系，才能携手前进。这块不同寻常的红绸，也体现了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周恩来、邓颖超以及所有代表团同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国共谈判破裂后，1947年3月，当国民党政府责令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限期返回延安时，时局已相当险恶，代表团成员的许多物品都没法带走，但鲁明对这件珍贵的贺礼却倍加珍惜，珍藏在身，伴随到进入北京。1986年，在外交部工作的鲁明同志将当年这件珍贵的贺礼捐赠给了梅园新村纪念馆。 赠给司徒雷登的花瓶 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国共双方邀请美方代表调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对美方代表既不卑不亢，又有理有节，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谈判桌下，周恩来对美方代表却以礼相待，表现出灵活的外交策略。国共谈判破裂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部分同志离开南京返回延安。行前，周恩来委托代表团负责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将一只五彩人物敞口瓶（图4）赠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作纪念。 这只瓷质花瓶高45em，沿口直径17.5cm，最大腹径20cm，底径为14.5cm，腹部主纹饰为八仙图，瓶之全身为不规则的大冰裂纹，为民国初年江西景德镇窑出的仿明代成化年间之瓷器。饰图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传说。 司徒雷登对周恩来的人品一向十分赞赏。在谈判中，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与美方代表针锋相对，但在谈判之余，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却以朋友相待。司徒雷登收到这件礼物后，十分珍惜，后来他携带此瓶返回美国，悉心珍藏。临终前，他嘱咐秘书傅泾波：“余过世后，此物当归还原主。”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牢记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时刻盼望有机会把花瓶送回梅园新村。1988年，就在傅泾波89岁高龄之际，欣悉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办公旧址建成革命纪念馆的消息，老人以极其激动的心情，给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南京一别，物换星移，所幸者，中共军事成功，人民得解放。近日以来，波闻得梅园新村将成为中国革命战争时的博物馆，波闻之下，不尽快乐愈恒。敢请主席忙碌之下，允许小女傅海澜五月中旬携此瓶赴南京，以解决多年相识的关系。” 在梅园新村陈列馆奠基之际，傅海澜女士带着司徒雷登的遗愿，远渡重洋，将这只花瓶护送到当年周恩来生活和战斗过的梅园新村。至此，从周恩来赠送花瓶到司徒雷登悉心珍藏，后由傅泾波保存，再由其女儿护送，其间辗转经过了42年。花瓶虽归，主人已去，正是“物在人亡无见期”。这只看似普通却不同寻常的花瓶，曾带着和平的希望远渡重洋，如今满载平安的祝福回到了梅园新村。同年5月26日上午，在梅园新村30号庭院内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傅海澜将花瓶回赠给梅园新村纪念馆收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