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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到晚年，他十分关注与苏俄的关系并最终确立了“以俄为师”的方针，从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已注意孙中山与苏俄关系的研究，到90年代，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的解密和公布，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取得一些新进展。本文将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苏俄关系问题进行新的审视和探讨。 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与向往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就对俄国的革命给予关注。1911年以前，孙中山在与罗斯基的谈话中认为，中俄两国革命成功的时间不同；预计俄国革命成功在百年内，中国革命在20年内将获大成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于1918年夏天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奋斗” 。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自莫斯科写信给孙中山说“中国人民在国内外都朝着自决和自治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兄弟行动起来吧！压迫你们的势力在一天天衰落下去。请再等一等，你们胜利在望。但是也不要浪费时间。应当立即恢复我们两国的贸易关系。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愿中国坚定地走上与我国友好的道路。谨向您个人以及反帝斗争的战士——中国人民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齐契林来信赞扬中国自觉发动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统治的斗争，建议立即开始进行中俄贸易关系，促使中俄迈上保持友好的道路。但是，直到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才收到齐契林的来信，当天孙中山通过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驻伦敦贸易代表团转送复函给齐契林：“这是我从您或苏俄某一位那里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惟一的一封信。” 在信中他认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实际上是日本的工具，“莫斯科在自己与北京的一切正式关系上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个情况”，只有待南方革命力量推翻北京政府时，“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孙中山对暂时还不能与苏俄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深表遗憾，但他表示：“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的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 实际上，在1921年上半年孙中山对俄国革命更加关注。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记者的谈话》中说：“我对俄国远东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 同年6月间，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的演说中提出：“俄国社会革命成功，已成为农工兵之国。其革命次序由民族而政治、由政治而社会，每经一次之改革，必受一次之痛苦，此人所共知。中国宜以俄为鉴，早日于土地、资本二者加意经营，使革命频仍之痛苦消灭于无形”。 这表明孙中山一方面对俄国革命十分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和吸收是有选择和保留的。 1922年1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起草《中国的复兴和同俄国关系》的备忘录，并希望在备忘录的基础上同孙中山达成协议，且“应当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以建立秘密联系。这些代表可以做为商人先到德国，然后以考察政治和经济为名到达苏俄。 列宁对孙中山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也特别关切。1922年1月26日，针对齐契林给列宁的信中报告孙中山来信的情况，列宁致函齐契林：“您还记得曾给我送来一封孙中山的信吗？他在信中还说了一些对我友好的话，您还曾问我认识不认识他。那封信是写给您还是写给我的？您保存的文件中还有那封信吗？还有您的询问和我的回答吗？如果有，能否给我送来？如果没有，关于此事您还记得些什么？” 齐契林接到列宁的信后即复信说：“在孙中山的给我的信中有一段关于您的话，我明天把它摘下来寄给您。在这里，我们正同国民党的代表建立实际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并不需要更多的东西。我还等待着国民党代表已经承诺的情况报告书。” 1月28日，齐契林又写信给列宁说：“外交人民委员会将派威连斯基到中国担任驻北京政府的裴克斯使团的顾问，同时负责同广州的孙中山国民党联系。” 由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无法同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会面。1922年6月23日，孙中山通过陈友仁告诉达林，有关他们双方会谈的全部文件都随身带到军舰上，未被叛军所获，并转告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我现在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孙中山还向达林表示他愿意去苏联：“倘我不得赴苏联，现在我宁可不到上海去，而将于此地斗争下去终此一生。但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惟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达林称：“我在这里，叶夫根尼•陈（指陈友仁——作者注）向我递交了孙中山给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 信的内容是：“文今祸生肘腋，实由文全力扶植的陈炯明一手造成。达林会将文应付目前局面的打算转告您。” 1922年7月22日，苏俄使华全权代表越飞《就对华政策方针致中央政治局的信》提出对华政策总方针：对华政策如同整个国际政策一样，首先要追求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目标。在蒙古问题上，避免与现北京政府正式讨论此问题，将其推迟至双方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并就此问题展开正式谈判时，总之是要非常小心地避免可能导致产生蒙古存在帝国主义利益这种印象的一切行为。在对中国内部争斗及各政党和集团的关系方面，要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调整好与所有各方的关系，但特别要注意支持孙逸仙的主张中华民族统一的政党，并抓住最好的时机，发展对华、对其工商界的经济关系。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还要更大一些，不要顾虑它对我使馆的公开亲近。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阴谋的交汇点，并且无疑地将是未来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起因所在（如果真发生这种战争的话），因而，须在此执行更有利于分化帝国主义、离间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不要使自己的政策与其中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捆在一起，但要能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间迂回周旋，随机应变。“对于东方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苏联代表的所有行为，甚至外表都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使节”。 1922年8月22日，越飞致函孙中山，称孙中山是“正在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 。“我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修复同中国人民的真正睦邻友好关系，因为我们的同情完全是在中国人民中一些有觉悟的分子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一边。” 越飞希望孙中山给他“出主意”，而这些主意对他来说是“特别宝贵的和十分需要的”。与此同时，齐契林来信请孙中山解释有关中国革命的五个问题，并说“中国哲人的意见是很宝贵的，我不能不欣然加以征求。我希望，以后我们之间能建立更亲密的联系。” 孙中山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同样非常关注，在观察苏俄革命的同时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这一思考首先表现在1921年12月7日他《在桂林军政学76团欢迎会的演说》：“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本大总统观察世界的大势，默想本国的情形，以为实行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必须兼顾民生主义，才可以免将来的经济革命，这便是防患于未然。诸君要晓得，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革命是破坏的事业。好比拆房子一样……想建设一个新国家，便不得不把旧国家破坏，这个破坏就叫做革命。建设国家要30年工夫，好象造房子要用3个月工夫一样。拆房子只须一天，造房子就要3个月。” 孙中山认为，民族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要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同时解决了，才可以“永久享幸福” 。可见孙中山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不久即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是持异议和否定态度的，而且自认为已寻找到在中国避免革命频繁发生的主义，即他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对旧三民主义的重释工作实际上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后开始的，基于欧美资产阶级人文学说的三民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吸纳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孙中山在开始接触苏俄代表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学说时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促使孙中山的思想与时俱进，产生了思想上的飞跃，逐步走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扬弃旧的三民主义，接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思潮，并用这种新思潮研究中国革命，这便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土壤。 1922年8月25日，越飞在北京致电莫斯科的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加拉罕并送斯大林：“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 此外，越飞在电报中还谈到吴佩孚很关心蒙古问题。吴佩孚对越飞说“俄中反日同盟是需要的” 。 1922年8月27日，孙中山在上海莫里哀路29寓所给越飞写信，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孙中山认为现时的北京政府对苏俄没有任何意义，它已完全处在列强的控制之下。1922年12月20日，孙中山致函越飞：“我在最近几个月的工作，都是为了造成一种情势，使我有可能在实际事务中请求贵国政府的支持，……我们需要武器、装备、技术援助与专家等等。” 12月30日，孙中山又致函越飞：“我打算用十万军队从四川和甘肃进入外蒙，以进攻北京。为此，我请求苏俄给予武器、装备和顾问方面的援助。是否有可能得到苏俄的帮助。” 在后一封信中，孙中山向苏俄提出了他的“西北计划”，即在中国西北边境的新疆或外蒙用苏俄援助建立革命基地、革命武装；从西北进攻，打倒北京军阀政权。 自1922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是：促使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成立一个亲俄的联合政府，反帝、反对张作霖。但孙中山拒绝联合吴佩孚放弃张作霖，要求苏俄支持他的“西北计划”。因为孙中山认为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过去的经验证明是极端不利的：不仅要受制于英国，而且又要对付各路军阀，腹背受敌，力不从心。在西北边境，背后是盟友苏俄，远离帝国主义势力，可以放手准备“北伐”。日本可能蠢动，但是孙中山相信他有“十万大军”，再加上张作霖，可以应付。越飞极力促成“孙吴合作”，这是由苏俄的对华政策所决定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时苏俄的对华政策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希望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一方面希望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设法维护沙俄时代取得的某些在华权益。苏俄一开始对孙中山相当重视，但在南北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苏俄同孙中山进行接触时很慎重。促进“孙吴合作”不能成功，使苏俄对华政策两个目标同时实现的愿望落空。此后，苏俄不得不继续同南北两个中国政权打交道。然而，同孙中山合作关系的建立，又使苏俄在华外交活动取得很大的主动权。孙中山本来对同吴佩孚合作没有抱多大的热情与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是施展策略。同吴佩孚合作的谈判虽然未成，但苏俄终于改变了要求孙中山联合吴佩孚反对张作霖的政策，在讨论孙中山的军事计划时实际上是把张作霖看作孙中山的友军。孙中山成功地说服了苏俄在这个问题上接纳自己的意见，使原有的反军阀斗争方略同新的计划接轨。因此，这段不成功的秘密交涉，对孙中山晚年的政治斗争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促使孙中山与苏俄之间进一步接触，从而确立联俄方针。 二、国民党联俄政策的酝酿 1923年1月初，俄共与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支持民族革命运动和弃吴联孙。同时，俄共中央政治局又授权越飞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宣称苏俄在中国的政策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原则。这时，就越飞而言，在北京同吴佩孚政府举行的中俄会议的僵局业有待解决。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马林和越飞的意见起草通过的。《决议》认为：“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一任务“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1月16日，越飞以到南方疗养为由离开北京，17日到达上海。 越飞在上海期间曾与孙中山数度晤谈。1923年1月23日，越飞在上海东方大旅馆设午宴招待孙中山等。孙中山表示愿意派遣一个军事使团到苏维埃俄国去学习，考察党和政府机构的组织和功能，并就帮助中国革命一事进行谈判。如果莫斯科派给他一些军事和政治顾问，那将是十分有益的。越飞答应将他们会谈的细节情况报告给莫斯科，并同意共同拟定一个公开的联合宣言。经过数次会见，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苏维埃政府将给予孙中山精神上、财政上的支持；“先生方面，在他的党一取得中国政府的控制权，就担保承认俄国并与俄国结成联盟。” 可见孙中山是以将来中俄友好的诺言为筹码来谋求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1923年1月26日，苏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发表了关于中俄关系的联合宣言，即“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表明孙、越在中俄关系上初步达成以下意见：1.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可以成功之情况也。” 越飞完全同意孙中山的见解，并且以为中国最急需的问题是实现民国的统一，获得国家的独立。俄国则可以给予援助。2.为明确中俄外交的平等地位，孙中山要求越飞重申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列举的原则，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中东路维持现状。4.越飞正式向孙中山宣称，“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计”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是苏俄真正联孙的开始，并答应了孙中山两百万金卢布经济援助的要求，但苏俄对孙中山的西北计划不作明确表态。公开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是越飞的主张，这又与越飞此前在北京未能打破中俄会议僵局的两大课题（外蒙撤军、中东铁路）有关。 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同一天，越飞自上海给俄共、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发出两份详细的“极密”报告，认为孙中山的成功大大加强了，他不仅占领了广东，而且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广东及整个南方。但是，孙中山与吴佩孚“之间的冲突更趋尖锐化” 。吴佩孚有意在福建对孙中山采取行动，这也可以从吴佩孚对外蒙的态度得到证实。越飞说，目前外蒙撤军已成为议论的中心问题。蒙古王太子那彦图发布了旨在反对苏俄的通告，北京政府总统曹锟也发表通电要求外蒙尽快回归中国，并指出“应该尽快派军队到外蒙用武力将俄国人从那里赶走。曹锟派的许多将军也这样要求。” 但值得重视的是，吴佩孚在这个反俄大合唱中，声音最大，借以表示他在外蒙问题上决非亲俄。换言之，吴佩孚的今日处境，使他不得不反孙反俄。在孙吴冲突之际，苏俄决不能帮助吴佩孚反对孙中山。越飞还指出，当他在上海与孙中山数度接触之后更确信不疑。 早在1921年7月6日，苏俄红军自赤塔进兵，占领库仑，驱逐白俄旧党，驻军不动。1922年秋，赤塔远东政府与苏俄劳农政府合并，海参崴又适于其时自白党归入苏俄劳农政府，遂又发生中东路主权问题。对北京政府而言，中俄会议的先决条件是：苏俄自外蒙撤军。换言之，外蒙是中俄会议僵局的主要障碍。在中国国内排俄舆论高涨，一时间有关“赤军大举内犯”、“俄党谋占东路”的报道连篇累牍。“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煽风点火，防止中俄接近，北京外交使团也阻碍交涉进行”。 当时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州，避居上海。他没有军事实力，没有官衔，以“孙逸仙博士”的平民身份更没有签署具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那样外交文件的资格。但是，孙中山在中国和国际上知名度极高，又是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领袖。如果孙中山能公开发表一个有关外蒙撤兵和中东铁路的声明，苏俄借机表示在中国无输出共产主义，放弃沙俄时代在华侵略所得各项权益，对苏俄来说是一次最佳的宣传机会，对于“消除恐惧过激主义的蔓延”的国人心理和打破中俄会议的僵局，不无裨益。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表明，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欢迎苏俄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中国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这是孙中山不顾帝国主义的阻挠，依然依靠社会主义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的一个重大步骤。孙中山完全同意苏俄的外交政策。 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数度晤谈的题目有两个：一是中俄关系，也就是上述达成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二是孙中山的北伐计划。1923年1月26日，在发给莫斯科的两份报告中，越飞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西北计划”作了具体描述：1.北伐计划——消灭吴佩孚，占领北京。2.西北计划——动员10万大军，经甘肃、山西向蒙古边境进出，并经东土耳其斯坦与苏俄取得联系。但是这批军队要有苏俄给予装备并提供军事顾问。孙中山相信，在一至二年之后，这批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就可以开赴战场，进行最后的北伐，而且这一次必须彻底胜利。越飞分析认为，孙中山的这个计划完全依赖苏俄。如果不给予援助，则在中国推行民族革命运动的胜利必将推迟实现。如果苏俄现在与孙中山携手合作，孙中山将来永远不会背叛苏俄。越飞在1月26日发出的第二个报告中，对孙中山的西北计划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疑点，但基本态度还是全力支持。 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联合孙中山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议如下：1.拒绝孙中山西北计划中可以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危险的所有部分。2.认为值得考虑在中国西部装备一个完整的军事单位，用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3.可以提供孙中山200万墨西哥银元的经济援助。4.在孙中山的同意之下，派遣一组政治及军事顾问是必要的。5. 向越飞指出，政治局非常担心孙中山过于注重纯军事行动而忽略组织准备工作。 1923年5月1日，越飞自日本热海致电孙中山 ，转达苏联政府对于孙越在上海面议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越飞指出，苏联政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的经济援助，“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并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苏联“还准备协助您（指孙中山）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 越飞请孙中山对苏俄的援助严守秘密。5月15日，孙中山复电越飞说：“你们5月1日的电报给我们很大的希望。1.我们感谢你们慷慨的许诺；2.我们接受你们的全部建议；3.我们将竭尽全力实现这些建议。我们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以便讨论细节。” 可见，苏俄接受孙中山200金卢布经济援助的要求，但对于孙中山的西北计划采取拒绝的态度，只同意在中国的西部边界装备一个完整的军事单位，用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 8月5日，蒋介石“禀承总理意旨”，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该代表团以蒋介石为团长，团员为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16日，蒋介石一行由上海乘“神田丸”启程赴俄。19日抵达大连，转搭南满铁路客车北行。9月2日抵莫斯科。孙逸仙驻欧洲的非正式代表邵元冲在莫斯科加入了代表团。俄共中央对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来访极为重视。对于蒋介石的行踪、晤谈，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新闻处秘书兼远东部翻译巴拉诺夫斯基都有报告和记录。 共产国际委托蒋介石将决议转交孙中山。正如《蒋总统秘录》作者毛思成所证实的，蒋在了解决议的内容后对代表团成员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说明它不了解“友好党”的立场。这个决议也送给了加拉罕、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他们在开始改组国民党和为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纲领性文件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个决议为依据的。 蒋介石向孙逸仙提交了书面报告，并于1924年1月中旬国民党一大开幕前夕就这次使命的结果向孙中山作了口头汇报 。事态发展进程表明，尽管莫斯科拒绝支持孙的军事计划，但这次出访的总的结果加强了他实行联俄政策的决心。莫斯科对代表团员的高级别接待、培训军事干部的协议以及关于俄国政权和军队的强大巩固、关于红军的军事政治组织经验和培训经验对国民党的重要性、关于党和共青团的集中组织对组建有效的国家政治结构的意义等等的通报和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孙中山的决心，他要把利用苏联这些成功经验作为合作的一个主要方针，并在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以苏联的经验为依据。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共产国际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了直接联系，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帮助了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和依赖军阀支持的孙中山，促使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走上了反帝反封建，联俄联共的革命道路，因而使孙中山作为一面民主革命的旗帜，团聚了当时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集中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力量，能够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同时，中国革命也支援了俄国革命，使得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在东方找到了可靠的同盟军和支持力量。 三“以俄为师”方针的确立 为加强与苏联的联系，1923年9月，苏联派驻国民党代表鲍罗廷到达北京。9月23日，加拉罕写信向孙中山推荐鲍罗廷。鲍罗廷于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并将加拉罕的信交给了孙中山。加拉罕在信中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23年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11月25日，孙中山在《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一文中指出，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若继此以往，吾党终有最后胜利之一日。鲍则说：“吾能假以6个月时间，可以将广州市变成吾党最巩固的地盘。” 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指出，由国民党领导该国的解放运动，“以孙逸仙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分子已认识到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接近劳动群众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相信国民党一定会采纳决议中提出的对其三民主义纲领的新解释。决议对三民主义每一条所作的解释意味着几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对国民党行动纲领做了十分重大的修正，大大加强了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使其工农政策更加激进，且采取支持工人运动的方针。实际上，向国民党推荐的纲领与中共的最低纲领几乎没有区别。这些坚持不懈的推荐意见表明，共产国际竭力想把国民党变成“中国的雅各宾”党。孙中山则认为，俄国与中国皆是大国，将来成功亦必一样。吾等要从今日起，大家固结团体，以团体而奋斗，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员的成功，不专靠军队的成功。望各同志要本此等精神、此等力量而进行。 1923年12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明确指出：“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 “吾党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多肯奋斗，及成功后则遽行停止，转而全靠军队来奋斗。今由俄国观之，则党人奋斗始能成为最后之成功。” 可见孙中山已决心以苏俄为榜样，由单纯的军队斗争转向由政党协同军队共同奋斗。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孙中山重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各级组织。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此时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心中是愿意进行反对外来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北洋军阀的。然而，他们缺乏勇气和胆量使自己的全部政策转到劳动群众上来。于是，共产国际认为要号召中共开展宣传来逐步地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转到这方面，并加强同苏联的联系。 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了使国民党加快政策的转变，向广东政权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他们不但派大批顾问使华，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办军事学校、制定作战计划、改革军事制度、传授军事知识、训练革命军队，还向广东政权提供武器。他们希望以此扩大对国民党的影响。 1924年5月，在苏联、共产国际以及中共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成立。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说明创办军校的目的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亲自担任军校的总理，聘请加伦为首席军事顾问，并要求参照苏联红军的制度，军校设立教导团，自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明确把革命政治课规定为必修课，还在中国革命中第一次规定了革命党对军队的领导。苏联政府向黄埔军校无偿拨款200万元，送来了军械教具，并陆续派来几十名政治、军事顾问担任军校教员。军校师生执行孙中山的命令，平定了广东商团叛乱。这一切充分表明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在日益壮大。 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说：“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是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 由此信中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孙中山已坚定地选择了俄式革命的方向。这是孙中山经过长期思考，总结以往经验教训所得出的深刻的结论。这也表明在“以俄为师”问题上，尽管国民党高层意见不统一，但孙中山是坚定不移的。 1924年10月，加伦来华。加伦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帮助孙中山开展革命军事活动。孙中山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不但要有革命党的奋斗，而且要有革命军的奋斗。他吸取过去的惨痛教训，“决心以苏联为榜样建立一支理想上的军队”。 1924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依靠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工农群众，平定商团叛乱。1925年2月，在以加伦为首的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驻守广州的滇军军阀刘震寰和桂系军阀杨希闵受英帝国主义策动，趁东征军离开广州之时发动武装叛乱，南方革命中心处于危急关头。6月6日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了杨、刘叛乱。尽管杨、刘叛乱被镇压，但是也暴露出广东革命政府的弊端与危机，改变军队与改组政府迫在眉睫。在中共的推动和鲍罗廷、加伦等人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广东政府和改编军队的工作。广东政权得到统一和巩固。出师北伐前，加伦等人全部投入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帮助制定北伐的作战计划——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首先集中力量进攻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的军队，再消灭孙传芳的部队，最后一鼓作气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 共产国际极为重视培养各国革命干部。1925年，共产国际和苏联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继续国民革命事业而在莫斯科成立中山大学。鲍罗廷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附设中国问题研究室，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并为共产国际准备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资料。1927年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禁止国民党党员继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国民党学生纷纷回国。后来莫斯科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体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中国培养干部以开展公民革命的愿望，它是大革命时期国共统一战线的产物，在大革命高潮中随着形势的需要而设置，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停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在行动上只武装援助国民党力量，而不发展共产党独立的武装力量。虽然陈独秀曾向鲍罗廷建议从苏联给国民党的武器中抽出一部分武装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但遭到拒绝，因此，在北伐胜利发展中潜存着严重的危险。 四 孙中山的“恋苏”情结 由“联俄”到“以俄为师”，孙中山实现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和思想飞跃。孙中山晚年，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一直表现出浓浓的“恋苏”情结。 1924年3月，孙中山在与“广州新闻社”记者的谈话中说：“苏维埃俄国与我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非常和睦，不需要诸如承认这样的形式。一个打算娶妻的单身汉，要想为自己选个妻子，必得采取某些步骤，并在结婚之前答应某些条件。兄弟之间无需任何形式。我们同俄国正是这样的关系……我的政府与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直在继续。这种关系从未中断过，因此也不会产生以专门的、形式上的承认来恢复这种关系的问题，因为我的政府实际上已毫无条件地承认了俄国。” 孙中山甚至认为，俄国政府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是“我要在中国实行的经济建设原则制定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自然会在两国政府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关系。” 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已经十分真诚地视中俄两国间关系为“兄弟之间的关系”和情谊。 1925年1月，孙中山北上北京，不久肝病恶化。3月11日，孙中山逝世之前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说：“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这里孙中山与苏俄之间在“兄弟之谊”之上又增加了“托孤”之情，甚至将国民党、中国的未来与联俄政策紧密融为一体。在孙中山的心目中苏联“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给予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在诀别之际，孙中山热烈希望“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1925年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通报了孙中山病逝的有关情况，并表示“领袖把原则和革命方法作为遗产留给了我们，他的遗训中的每一点都号召我们拯救被压迫的人类，给我们以克服通向胜利的所有障碍的信心。我们相信，在这项事业中，你们作为列宁的忠实学生，一定会同我们——孙中山的继承人站在一起。” 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会长季诺维也夫于1925年3月13日在莫斯科发来唁电说：孙逸仙逝世之耗，将使全世界工人心中皆充满重忧。孙逸仙之死，适死于其毕生事业甫生效果之际。第三国际谨守列宁之意志，从事教导全世界工人竭全力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而对于中国尤为注意。与此同时，维经斯基发表《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的纪念文章，回顾和评述了孙中山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指出： 实际上是伟大的十月革命使孙中山成为中国人民大众和东方全体劳动者心目中的这样一个人。孙中山从一开始就对俄国革命持友善态度。他意识到了十月革命作为一支反帝力量，因而又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联盟力量所具有的意义。在俄国革命的头几年，可以说孙中山是以友善的眼光看待俄国，希望俄国胜利。 孙中山晚年有着强烈的“恋苏”情结，他既希望得到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与共产国际、苏俄的互动关系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他诚恳希望苏俄、共产国际领导人与他的继承人精诚合作。他把联俄作为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孙中山与苏俄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仅给中国共产党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送来了崭新的革命理念，新三民主义正是这种崭新革命理念与孙中山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理论成果。（二）孙中山对苏俄的友好是真诚的。他从良好的愿望出发，真心实意与苏俄建立友好关系。（三）孙中山与苏俄的友好是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孙中山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已经取得革命胜的苏联的物质、军事上的援助和实实在在支持。（四）苏俄对孙中山的援助和支持是带有一定意义上的附加条件的，其物质支持的落实是迟缓和有意进行拖延的。但是，这些迟缓、拖延的支持的确是孙中山在其他国家难以得到的。（五）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存有政治上控制中国的图谋，并在外蒙古、中东路等问题上存有明显的 领土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